港英失业援助不可比　罗致光不应偷换概念

疫情重创本港经济，社会近月倡议政府设失业援助金为民纾困，惟港府一直坚拒，并以放宽综援门槛予失业市民申请作罢，效果被广泛质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周末撰写网志，比较英国与香港的失业援助制度，借此论证香港目前以综援提供失业保障的做法其实不俗。但两地制度殊异，本质上实在难以比较，更遑论借此“证明”本港制度更为优胜。

罗致光认为，香港一早就提供失业援助设立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早于1971年成立的公共援助计划（即现今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其设计上本已包括为因失业而缺乏收入的家庭提供援助，其后于1974年在《雇佣条例》中加入了“遣散费”，及于1986年再加入“长期服务金”等。

失业保障与综援岂一样？

罗致光其后将以上的失业援助、保障制度，与英国的做法加以比较。针对失业援助方面，罗致光认为本港综援制度所提供失业津贴，不但金额上较英国为高，而且在资产与收入上限方面亦较为宽松。举例说，英国雇员要领取失业津贴（Jobseeker Allowance），必须先向由雇员雇主同时供款的国家保险（National Insurance）供款超过两年，方能取得平均每月约3,142港元失业援助金，否则须面对一定收入及资产门槛；而津贴领取期只长为六个月，而且领取者须符合一定要求，如承诺寻找工作。相反，香港并无类似要求供款的失业保险制度，而在政府全资的综援制度下，有需要的单身健全人士每月标准金额为2,615元，再加上如租金津贴及其他津贴更可达5,000元，而且综援制度考虑照顾家庭的总需要，如以四人家庭计算，本港综援的平均水平可达16,000元，故罗致光认为本港的失业福利较英国为高。

但本质上，本港综援制度的原意为向有需要的个人或家庭提供安全网，使他们的入息能达一定水平，以应付生活的基本需要。而综援的津助目标一直为“不能自助者”，如以入息低微、年老及弱能般极需援助的人士，而失业人士亦恰好符合以上受助范围，这自然与单纯为失业者提供适度津贴，以协助他们尽快重投就业市场的失业援助有所不同，这亦教比较两者的福利金额变得并无意义。如罗致光要证明港府综援有多“慷慨”，理应与英国类似安全网的制度，如一样以照顾有需要人士生活需要为本的“Universal Credit”作比较，方更为妥当。

即使退一步说，我们尽管把综援看待作失业援助，亦不见得英国的失业福利显得逊色。毕竟，只要有曾向国家保险供款两年的市民，一旦失业基本上即可申请失业援助，当中并不涉资产要求，可见失业援助的设计不仅是针对照顾失业人士的需要，更是让更多有需要的失业人士容易申请。反观综援，即使政府放宽健全人士申领综援的资产限额一倍，申请门槛仍然相当之高（如单身、健全成人的资产限额不得多于66,000元），换言之综援只仅对低收入的失业人士提供资助，港府提供的失业福利有多“高”不言而喻。另外，在英国申请了失业援助者同样可按需要申请其他福利（如房屋津贴），单看失业援助的金额亦未必准确。

更可悲的是，罗致光甚至质疑两地就失业援助的讨论风气，指出本港失业福利虽较高、宽松，但议会却只批评综援水平太低、资产及收入限制太紧；相反英国失业福利逊于本港，当地议会却主要讨论领取失业津贴不守承诺时的罚则是否过宽松。即使撇除本港福利是否优于英国不说，英国近十年经济陷入低迷，政府却主张不断缩减福利，做法本就为人所争议，而罗致光以此论证本港争取改善福利的声音无理就更是不妥，更不用说港府坐拥万亿储备，政府实无固步自封的理由。

怎可忘记强积金对冲？

除此之外，罗致光亦认为本港的就业和失业保障较英国为优胜，即使后者一样设有遣散费（但没有长期服务金），但其计算会同比龄分三级，22岁以下每满一年年资可获半个星期工资的遣散费、22至40岁可获一周工资、而41岁或以上则可获1.5周工资，故认为香港每满一年年资可获3分之2个月工资的安排更为优胜，亦证明本港雇主的承担更高，故本地遣散费/长期服务金所产生的就业和失业保障功能亦因而为高。

但罗致光是否忘记了强积金对冲机制的存在吗？根据目前安排，雇主须向雇员发放长期服务金或遗散费时，可利用其予雇员强积金的供款作抵销。若说强积金为本港市民退休保障的重要支柱之一，那么打工仔一旦失业所获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无非是提早提取退休金而已。由此看来，雇主对雇员失业根本不存什么责任可言。更何况立法会通过政府的取消强积金对冲方案仍遥遥无期，可见未来此缺口只会继续存在。

诚然，要建立健康、可持续的失业保障制度需要向雇主雇员“郁手”，增加两者的供款负担。但为打工仔的权益着想，设立完善的失业保障制度始有必要。政府实在有必要从速展开研究、并于社会蕴酿讨论。罗致光欲以英国例子证明本港毋须改善失业保障制度，说穿了只是不思进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