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明能否将劳福主张带进政府？

政府周末宣布，委任工联会立法会劳工界议员何启明出任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劳工界出身的何启明，按理来说亦可将基层的声音带进问责班子当中。但新任副局长能否为政策团队带入新思维，抑或只是等待被“同化”，仍是教人忧虑，何启明更须以工作表现换取市民支持。

何启明周一 （6月1日）履新劳福局副局长，接替已升任民政事务局长的徐英伟。何启明出身于工联会，自2011年当选观塘区议员，于2015年成功连任，及后在2016年立法会劳工界功能界别自动当选。周一何启明正式辞任立法会议员。

建制中人再次获政府委任高位，不少人忧虑政府此举有政治酬庸之嫌，甚至是为向建制派在区选大败一事上“谢罪”。但政治动机难以论证，而重要的是何启明能否务实推动劳工福利。其出任区议员多年，对地区工作有一定的认识，劳福局局长罗致光亦明言希望藉其地区经验，与自己政策研究的强项互为补足。加上他身为现届劳工界的立法会议员，即使有质疑他“零票当选”，但照道理也对劳工议题认识不少，何启明能否为问责班子带来改变更值得关注。

何启明能带来改革吗？

作为劳工界别议员，何启明的政绩可谓乏善可陈。他上任立法会议员前曾提出九大政纲，例如立法订定标准工时为每周44小时；要求取消强积金对冲机制；争取劳工假期与公众假期划一17天；争取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一年一检及改善、推动和落实各项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等，然而直至现届立法会任期即将完结，这些漂亮承诺有多少成功兑现？除了政府年初总算宣布逐步增加法定假期至17天，不少目标仍遥遥无期，其中延宕多年、政府须以大量公帑补贴的取消强积金对冲机制修订草案，仍须于年底提交至立法会，法例实施最快更须等到2023或24年，而标准工时立法工作目前更只停于为特定行业制订工时指引，会否实际立法还看指引推出三年后的检讨结果，而最低工资一年一检更仍遭港府所拒绝。何启明过往工作似乎未尽人意。

诚然，上述立法效率低下，或许未能单独归咎议员未有努力，但议员若未能就劳福议题尽力为民发声，这绝对是代议士的失责。诸如何副局长曾矢志改善的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早年工联会一直主张将侍产假增至七天，但及后港府仅提出修订至五天，何启明却称已属“阶段性进步”，甚至有议员提出七天侍产假的修正案，包括何启明的七名工联会议员竟全数未有表态。更甚者，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工联会亦高调反对政府提高长者综援申请年龄，结果在当年审议《2018年拨款条例草案》时，工联会同样是全数投下赞成票。

在政纲上工联会无疑关注基层、打工仔的利益，然而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下，却往往因支持政府而牺牲市民福祉。何启明脱离立法会、走进更复杂的问责班子，他到底能否将基层、劳工的声音带进政府之中、积极改善劳福局“离地”的弊病，而非被官僚系统所同化，实在教人忧虑。在周一记者会中，有记者问及何启明加入政府后，会否积极推动他仍任议员时所倡议的失业援助金，新官上任的他已大耍官腔，称失业援助金如能落实当然最好，但作为政府的思维须更“阔”，方能帮助更多市民，并称会继续于内部讨论有关可能性，可见何启明甫上任已尽显官僚本色。

本港深层次矛盾严重，港府管治必须有所改革。问责班子年轻化固然为之乐见，但如新血未力感染同侪，反被官僚所同化，到头来只让公众期望落空。在众多质疑、批评下，何启明便须以表现证明自己，其上司罗致光已清楚展示官僚化的问题，理应引以为鉴，别为劳福局再添另一名罗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