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失落最自由经济体地位　反是告别旧有经济思维时机

周二（17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2020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整体评分下跌1.1分至89.1，首次被新加坡超越，跌至全球第二位，为该指数自1995年创立以来，首次失落“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地位，港府对此表示“感到失望”。传统基金会之经济自由度指数，其实已受本地及海外专家非议多年，香港脱此“紧箍咒”有何不可，政府何需为表态而表态？

对于香港评分下跌，传统基金会解释，主要源于投资自由度下降，传统上开放及市场主导之经济，于贸易、旅游、金融等领域上跟中国大陆进一步融合，令经济自由受削弱之风险提升，而去年起持续之政治不稳及社会动荡，亦损害香港为最佳营商地方之声誉，影响外国投资意欲。

传统基金会属于美国保守派智库，本身便充满美国保守派之新自由主义偏见，评分之准则亦广受批评。其经济自由度指数准则分开四大部份，分别为法治制度、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开放市场。法治当中又分开私有产权、司法效率、政府诚信三项，然而一个地区个人累积私有产业之难易度，根本难以跟法治挂钩。例如，北欧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中，部分国有产业占当地经济较大比重，然而不代表其法治程度比不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当香港私有产业普遍受到保护及鼓励，却形成寡头垄断。例如数年前多次引起争议之小地产公司涉以不正当方式征收旧楼小业主单位，然后强拍赶走钉子户，再由大地产商收购，此对小业主私有产权构成威胁之寡断行为，根本难言自由，遑论公平。

香港税制不公义

另外，经济自由度指数之政府规模一项，以税务负担、政府开支、财政健康为标准。指数仅以个人入息税及企业利得税作为税务负担之标准，却无视个人及企业交税之比例及无形之间接税款。香港长年被批评为税基狭窄，不少税务由小部份中产家庭承担，富有阶层及大型企业相对却毋须负担太多税务。加上香港税率低，政府长期靠卖地维持政府收入，其高地价政策令香港房价高涨成为尾大不掉之长年问题，为居民造成如同交税之无形财政负担。相关指数显示美国企业税较欧洲为高，但事实上近半美国企业包括亚马逊等巨型企业皆毋须缴税。相对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企业利得税根本不比其他已发展国家为高。

在监管效率一项，指数又分开营商自由、劳工自由、货币自由三大范畴。劳工自由一项，以最低工资、聘请雇员、工时弹性、解雇难度、通知时限、遣散成本作为准则，以计算当地之劳工成本。以挪威为例，当地最低工资较高，要求员工加班较难，因此劳工成本极高，最终评分只有57.4分；相反香港由于政府谨慎之最低工资规管，令就业之“负面影响”减低，相关评分商达89.1分。由此可见，指数以减少劳工福利及保障、压抑劳工成本作为衡量自由经济之标准，反映传统基金会之偏见。与其说是劳工自由，倒不如说是雇主自由更为恰当。

至于开放市场一项，传统基金会以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为标准。在贸易自由方面，指数以关税多少作为衡量指标，无法呈现跨国企业以财雄势大之资本形成寡头垄断，财富不断集中的局面。至于金融自由，指数以银行及金融市场不受政府监管及中央银行干预为准则，也是以“自由”为名助长金融大鳄及投行孖沙贪婪敛财，扭曲经济结构。

新自由主义的紧箍咒

传统基金以如此自由放任之意识形态制订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于过去二十五年一直高踞“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然而在此“殊荣”之下，香港贫富悬殊达至历史新高。乐施会之《香港不平等报告》指出，2016年香港的坚尼系数为0.539，为四十五年以来最高纪录，政府之《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亦显示，本贫港穷人口达140.6万人，创历年新高，比率为20.4%。

为何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下，香港缺乏经济能力及自由之人口会持续攀升？当政府逃避关顾弱势群体之责任，担当财富再分配之角色，死抱积极不干预之原教旨主义，在所谓“自由”市场下，缺乏劳工保障之个人及中小企，只能任由大地产商及财团肉随砧板鱼肉。如此背离公平原则之经济自由度指数，最终只导致更不自由。

香港失落“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地位，令不少人大为紧张，视之为香港经济地位之警号，部分人着眼于传统基金会指出评分下跌为与大陆融合及政局不稳。然而真正应该趁此机会反思的，乃美国为首华盛顿共识下之新自由主义给香港安上“紧箍咒”，对于愈见不公之社会已经不合时宜。当昔日芝加哥学派之两颗新自由主义掌上明珠，香港以及位居拉美地区经济自由度指数榜首的智利，去年分别陷入数十年以来最激烈之反政府示威，我们亦是时候抛开浮名，而是付诸行动解决社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