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蹉跎已久　应从五里雾中走出来

抗疫应以科学为本，不应与政治混为一谈；社会应该寻求共识，而非互相撕裂。这两个道理看似显浅，但我们往往因为盲点而看不清问题。法律学者戴耀廷再在媒体发表文章，内容似是回应“01观点”早前的批评，实际却仍然将抗疫与抗争混为一谈，有如给社会一个反面提醒。

他人之错无法解释自身错误

“01观点”早前指出防疫是个科学问题，所谓“性命尤关”，不应该让政治决定防疫工作如何进行，并提及法律学者戴耀廷的论述有其不当之处。戴耀廷后来撰文指出，其他人也在政治化防疫工作。但不论是否如其所言，也不论还有什么人将政治与防疫混同，别人的错误无法合理化我们自己的错误。政治化防疫就是错误，有如有学生违反学术诚信，然后解释其原因是因为其他同学也犯规，也无法掩饰其错误之性质。戴耀廷是大学教授，理应明白这个道理。

再者，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为例，他说的是既要打好抗疫战，也要打好选战。先不判断中联办应如何看待立法会选举，但说要两方都做好，并不等如将两者混同。事实上，骆惠宁在多个场合都指抗疫应该以科学为准，批评有人将抗疫政治化。

防疫是体制问题不能先验论述

在这次新型肺炎中，许多人将疫情出现归咎于政府的人祸。戴耀廷也指出疫情有人祸，称其为体制问题，但却没有详细解释。出现疫病是不幸，处理不当是人祸。就此，香港政府处理疫情的确反应略为迟缓，但亡羊补牢之举仍是有之。港大传染病学者袁国勇也称除了早期反应比较慢之外，至今为止的防疫政策大致上合乎科学概念。我们都不是传染病学者，为何认为一己之见解会较专家袁国勇更贴近事实？

我们的社会对政府抱有很大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我们以为政府“不听民意”，或内地政府专制就是导致疫情爆发的关键成因，那就很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例如戴耀廷指出疫情严峻是体制问题，似乎认为民主体制就不会有疫症问题。然而观乎日本、韩国两国处理疫情的手法，两国皆是民主体制，疫情却相当严重。尤其是日本，不单单是疫情严重，当局由处理“钻石公主号”的方式，以至于岩田教授被“灭声”，甚至多方证据指出官方为了压低确诊数字而不做测试。这例子不代表“民主体制”会产生问题，或是“非民主体制”就没有问题，但说明了我们无法以“民主”或“不民主”去看防疫政策是否合乎科学及成功。偏见是任何人都有的，但能否以事实反思偏见，就看我们能否虚心。

公民自救有极大制限

在这次疫情中，政府初期反应迟缓，以致失去应有的领导力，民间许多人鼓吹建立公民社会自救。“公民社会”是个理想，当然没有人会反对。但若以为单依靠公民就能抗疫或者处理香港问题，便是过于理想化的想像。如果公民社会真的足够，那为何还要有“封城”、“封关”、“停课”、“派钱”这些公共政策？无论是抗疫也好，以至于处理香港各种问题也好，民间的力量是有限的。社会应该群策群力，督促政府走向改革，而非沉醉于一个自救的理想世界中。

更甚者，当我们说“公民”的时候，这个“公民”理应包括所有人，而非变质为互相排斥或冲突的情况。但在香港当下社会严重撕裂的局面下，“公民自治”的理想在现实执行中很可能只会深化矛盾，无助于为香港找寻出路。近日，有民主派区议员向市民派口罩，被“民情”所影响而决定不派予警察宿舍的居民。这种操作正正是所谓政治凌驾于科学，对抗疫没有帮助。我们已指出过，如果警察宿舍的居民患病而且没有口罩，病毒同样有机会传染区内其他人，不会因政见而别。如果片面的“公民自治”真的成为现实，而疫情因此无法受控，那就真是名符其实的“人祸”。

建立公民社会，往往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和艰难。真正的公民社会能够良性互动，促进共识，使社会得以前行。在“黄蓝”撕裂的香港，我们可能以为自己的阵营就代表了整个公民社会，或以为用“选举”这个形式就可以解决撕裂，但现实却证明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为例，独派主导了议会，甚至举行独立公投，但他们得到的支持票数却未逾人口一半，统派也发起杯葛选举，最终各执一词。香港既未修补“黄蓝”撕裂，所谓的民间自救很可能变成“黄色民间”与“蓝色民间”的对决，两者互相杯葛，对香港自是“人祸”。由此可见，要解决香港问题，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得多。即使如宪政学者戴耀廷般，也可能想得过于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