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失势”——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伪命题

一连三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于周日（16日）闭幕，是次会议以“西方失势”（Westlessness）为主题，并聚焦于中东局势、喀什米尔危机、中俄崛起、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等全球议题。尽管主办方用“西方失势”一词反映出，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吸引力已经大减，西方国家欲借此想出对策，重振声望，但将国际秩序的变化全盘归咎于后起国家的挑战，不但无视自身模式的缺憾，倒果为因，同时亦会刺激两大阵营的对立情绪，难望解决国际纠纷。

慕尼黑安全会议于1963年由克莱斯特．舒曼森（Ewald-Heinrich von Kleist-Schmenzin）创立，如今已成为各国安全政策决策者聚首一堂、交换意见的主要场地，其意义好比每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上周五揭幕会议中，吸引40国元首、逾500名高官和议员，当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以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印度等国的外交部长。

西方影响力渐减之际

对于主办方而言，本届主题的背景是基于欧洲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以及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渐见分裂。会议前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指出，“过去几十年，使西方团结的答案很简单：对自由民主与人权、市场经济，以及全球治理机构的承诺”，主办方希望借此唤醒与会领袖反思，全球安全在西方影响力渐减之际将何去何从。

现时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或许可见于欧洲代表席间的反应。蓬佩奥演说时，不但没有赞同主办方对当下国际秩序的判断，反而更乐观地对着欧洲的代表声称“我们正在获胜”，惟后者却没有按正常的社交礼仪，报以掌声和认同，场面反而变得鸦雀无声，甚为讽刺。再者，除了“获胜”一词值得斟酌，跨大西洋国家的关系现时是否仍能称为“我们”亦属疑问。

美国外交单边主义

跨大西洋国家非完美的命运共同体。欧美在本世纪伊始后，便曾于2003年美英联手入侵伊拉克和2011年干预利比亚政局上出现分歧，惟促成两者各行各路的催化剂，要数特朗普特立独行的单边主义。2017年入主白宫后，特朗普不但公开质疑北约集体防御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更一意孤行地退出由德、法有份促成的伊朗核协议（JCPOA），迫使欧盟须要另觅渠通，尝试绕开美方的经济制裁，协助协议起死回生。美国狙杀伊朗二号人物苏雷曼尼后，更使JCPOA大概亦可宣布返魂乏术。而在华为5G技术的争议上，欧洲诸国不但没有理会华府的封杀令，反而更对与中方的合作持开放态度，故蓬佩奥以“我们”称呼跨大西洋盟友的关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除此之外，是次主题以“西方失势”来形容国际秩序的改变，亦渗有不少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报告指出俄罗斯在中东、非洲和南美的影响力日增，以及中国在贸易和军事硬件方面的上述区域的联系日益紧密，来描述全球面临的“挑战”。可是，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不但将西方等同于全球，亦忽视自身政策失误，先验地肯定了自由主义全球治理方针并无改良需要。

自由主义的诱惑

近年俄罗斯得以势力坐大，成为中东众国的“中间人”，或多或少皆为西方国家的政策“助攻”使然。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即使叙利亚、利比亚的领袖实有践踏人权的往绩，但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以捍卫人权之名，以军事手段干预政局，只带有除之而后快的政策视野，没有顾及政权更迭的权力真空将如何填补。反而，西方国家对反对派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援下，内战陷入泥浆摔角，逼得华府须借机抽身，莫斯科趁机掺进战局，乘势分一杯羹。因此，与其思考如何化解俄罗斯带来的“威胁”，倒不如先思考国际秩序的改变是如何生成。

再者，先验地假定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是不二之选，亦会失去其改良的良机。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一直视自由主义为全球和平、繁荣的范本。但当以自由主义之名干预别国时，政客便面对很大的诱惑，考验他们自制的能耐。更甚者，当他们连多边主义及国际秩序都弃与敞履，更会成为新保守主义般，不惜绕过既有机制，追求单方面更迭别国政权。过去近三十年，不少发展中国家却体会到自由主义的基石——依法而治，已成为强权追逐私利的借口，并以“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眼光视之，一如特朗普对JCPOA砍掉重练的立场，自然会惹来小国质疑，甚或倒向其他治理模式。这样说并非要全盘否定自由主义对全球治理的供献，毕竟联合国成立的理念就是要为无序的国际竞争带来规范，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倡导国际间依法而治的国家，自身也不愿遵守国际法的守则，那又何来道德高地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