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隔离带给香港社会的提醒

上周六（8日）起，由内地入境香港人士不论是否香港居民都要强制隔离检疫14日，执法方式引起一定争议，有意见认为这些措施变相只能依靠受检者自律。虽然这些讲法的措词有些夸张，但其担忧亦不无道理。强制检疫等措施要有效执行，无可避免一定会限制了个人自由，而在社会整体面临疫病威胁下，这些限制有其必要。

政府推出的强制隔离措施近日受到一些批评。例如受强制检疫的人可以自行到申报的住址，中途只能依赖受隔离者自律，可能增加传播风险。此外，新设的隔离营没有执法人员驻守，可能无法阻止有人强行离开隔离区。周日（9日）民主党议员黄碧云到政总外请愿，称措施为“无掩鸡笼”及“国际笑话”，要求政府派员陪同隔离者到达隔离住处，以及建议警员驻守隔离营等。虽然其措辞可能有点夸张，但所提之建议不无道理，值得政府了解是否可行。

毫无疑问，强制的措施定必会限制了一些人的自由。但在新型肺炎肆虐的非常时期，即使一些平日将“自由民主”挂于口边的政客及市民，都会同意某程度的限制是必要的。其实无论是否有疫病威胁也好，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必须有个平衡。在法律层面，大部份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施加合理的限制。理念来说，人生在世本来就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人是城邦的动物”，说明人是活于群体，必须在个人与群体之间作出某些折衷的选择。发展至现代社会，个人自由亦要建基于对他人的尊重，彼此要作出一点妥协。这个道理数千年以来其实没有变更。

疫情发生时大家都清楚明白此道理。早前乘坐邮轮“钻石公主号”于日本旅游回港后确诊的一名港人，送院期间曾尝试逃走，引起舆论疑关注；疑似染病甚至已经染病的人对隔离措施不满，认为其限制自由，以激进手法“抗争”，疫情就可能不可收拾。社会不可能接受这种“自由”。但肺炎过后，我们会否“好了疮疤忘了痛”，忘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去年香港经历过回归以来最大型的社会波动，大量年轻人走到街头以堵路、纵火、“私了”、破坏店舖等违法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方式争取诉求，许多支持者以“不割席”的方式放纵暴力与违法活动。即使我们理解他们的诉求，同情他们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忘记示威自由不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法律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提倡违法达义，甚至攻击执法的警察，是公然挑战社会的安稳。

毋庸置疑，过度限制自由是极权，但天秤的另一边却是无政府状态，向任一边倾斜都会成为灾难。个人与社会之间必须取得平衡，而这个平衡的确不易达到。对社会不满固然应该提出改革，但以破坏社会的方式，甚至提出要“揽炒”，那就是本末倒置。香港经历过逾半年的反修例风波尚未平息，新型肺炎疫情又接踵而来，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在这些艰难时刻，港人更应该理性思考，为香港寻找一条现实可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