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躁动的表与里

反修例运动所带起的暴力示威活动自去年年底稍息，但仍有小规模的人坚持着激进手法。上月中新型肺炎疫情突起，这些暴力示威者又再转移阵地至疫情相关的题材。最近，陆续有在疫情相关暴力示威活动中被捕人士提堂，他们当中主要都是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在职人士。有这么多的年轻人甘愿犯禁，非常值得社会深切反思。其实，社会躁动不满，有其表仍有其里。众人皆知反修例时的《逃犯条例》、“五大诉求”，以至于现在的“全面封关”都是直接的诉求，属于“表”的一层；但除此之外，从这些被捕人士的特质，我们又可以看到并没有说出来“里”的一层——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虽然未有一个被捕人士年龄和职业的统计，但从近日提堂的一些例子，不难发现这些被捕的暴力示威者除了学生外，也有不少在职的蓝领工人。例如上周因不满政府未“全面封关”在各区的堵路中被捕者本周六（7日）提堂，当中以十来岁的中学生与二十多岁的装修工人、厨师等为主。持续半年的反修例暴力示威同样也以年轻人为主。按保安局资料，至去年11月21日为止的反修例被捕人士中，有八成以上都是30岁以下，当中最多的年龄组别是18至20岁及21至25岁两个组别，分别占整体被捕人数的20.3及31.2%，合共超过被捕人士的一半。

虽然在街头的暴力示威者继续以年轻人为中心，但最近的示威明显已失去了反修例示威时目标明确的政治诉求，似乎只是借着肺炎疫情引起的一些公众卫生问题乘势而起，而示威文宣也不再有一些有愿景的政治蓝图。这更令社会不禁更担心为何这些年轻人仍然不愿放弃激进手段呢？当然，自反修例运动所引起的政治动能、对政府与社会未如理想改变的极端不满和绝望、以及多少带点自暴自弃式的不服输心情都可能是驱使他们继续抗争的原因。但我们亦不妨问，这些被补者的特质是否折射出当下社会的另外一些问题呢？

其实就算我们不特别去研究数据，古今中外的历史，由古罗马至法国大革命、由陈胜吴广至共产党，都反映了低下阶层作为社会机制的牺牲者往往是最易积压不满，也是最易以激进手法宣泄不满的群体。回看香港，政府长久以来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信奉市场的绝对性近乎盲目，这也引致了香港虽然作为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却也是世界贫富最为悬殊的地区之一。

无法上楼、生活成本高、工时长、低工资、退休欠缺保障都是一些社会低阶层人士所面对的普遍问题，而这也是助长暴力示威激化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令人扼腕的是两千年前“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锤之地”的情景正是当下香港写照。一些看不到将来，而且看似没有任何负担的年轻人，采用激进手段去争取改变，即便他们的行为过火，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实在难以晓之以理，也更难动之以情。尽管这并非该行之路，对改变社会也缺乏正面作用，但其躁动的根源也必须正视。

重新安排好社会分配，为年轻人开一条出路，并不代表港人就不用争取民主选举和社会公义。但现实地说，这即使不能化解社会所有的不满，也可以改变采用激进手法抗争的手法。医生、律师、会计师等高薪一族会经常参加暴力示威吗？答没案是“没有”或“很少”，因为他们采取激进手法的后果太大。这些“社会成本高”的人未见得都没有不满，他们当中也不乏不满政府、争取民主普选的人，但他们却难以以激进手法抗争。相对而言，社会成本愈低的年轻人一旦有所不满，自然是最易使用激进手法的一群人。如果年轻都可以置业安居、享受生活、将来可以老有所安，那他们要提出政治诉求，就不得不三思其手法了，争取诉求也较可能回归理性和平，有助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

当下社会各种问题千丝万缕、非常复杂，并非只有物质面，还有港人认同的民主价值，主观的排外情绪。但社会没有必要将年轻人不满的深层次问题与这些表面原因作对比或是将两者对立。正正亦是因为问题如此复杂，为政者更千万不能误以为可以找到一种万能药解决所有问题。政治的原始目的始终还是改善民生，当香港社会明白到如何应对这些深层次问题时，才可以更好地反省社会躁动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