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寄语——愿香港拨开云雾 | 于品海
2020年已经来临，大家却无法收拾心情，因为社会骚乱虽然减少，但依然持续，一些人继续沉醉于通过暴力干扰社会运作，不惜触犯刑事罪行，误以为这样做可以传播自己的信念，包括那些摇旗呐喊，坚持不割席的旁观者，他们的人数已经大幅减少，但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心魔。然而，局外人无法提供援手，他们只能通过反思过去半年多发生的一切，承认混乱和打、砸、烧兑现不了想像，更无法将自己从心魔的控制中释放出来。只有用理性，而不是情绪与躁动，直面香港整体以及自己面对的挑战，才有机会寻找到解决方法。
无疑，这场骚乱的第一责任人是香港政府，这不只是指它用错误方法修订逃犯条例，而是它竟然以为香港社会有条件面对激烈的挑衅，可以肆无忌惮推出极具争议的法案，更狂妄到认为够票就可以对民意毫无敬畏之心。这究竟是偶然的错误，还是香港需要解决的结构困局，大家都应该思考。市民要表达的显然不只是对修例的焦虑，更是对政府傲慢与无视市民所思所想的愤怒。民意最终将修例彻底击溃，将政府曾经拥有的一些合法性抛到九霄云外。这是市民对政府强烈不满的怒吼，所有政治人物，包括建制与泛民的政治精英、商界领袖，都必须谦卑地接受这一次政治洗礼，必须重新认识香港社会的出路、市民的期盼，只有这样才能修补骚乱造成的伤害，让新的一年能够成为真正承载希望的起点，包括从深层次结构层面推动彻底改革的起点。
自由民主就可有“冻死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除夕夜面对全国人民发表了新年讲话，介绍了过去一年国家的成就，包括减免接近两万亿元税款，而国家的经济规模已发展至接近百万亿人民币，但最让我注意的却依然是脱贫的表现，再有超过一千万人在这一年脱贫。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目标就是脱贫，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家历尽沧桑，走出混乱，推动改革开放，中共是否做出成绩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亦决定了它自己的前途。我对习近平上任至今的工作最关注四个领域，首先就是脱贫，继而才是反腐，之后是依法治国，还有就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它们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挑战，就算某天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军事上超越美国，也无法忽略这四项任务，若不达成，仍未算是成功的社会发展，甚至依然缺乏长治久安的基础。四大任务比军队改革、科学成就、被世界各国尊重等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更直接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意义所在，是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起点，如果做不到，任何倡议都只是口号，因为政府的存在首先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
一部分香港人认为中国落后，是野蛮和缺乏现代文明的国家，这从他们不屑于中共强调消灭贫穷和打击腐败，而不是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可见一斑。然而，即使香港真的属于民主自由阵营，就真的值得骄傲？当“路有冻死骨”也是这个城市的写照，为什么我们对贫穷问题竟如此不重视，在游行中不轻易提及？不少泛民政治人物经常批评官商勾结，建制政党护航政府恶法，这不是腐败吗，为什么这种腐败可以在民主自由阵营中长期存在？不同精英群体对香港有着不同的想像，无法建立共识，正是香港问题之所在。如果自由民主模式的政治虽“不完美，但是更接近人性，亦有自愈和自我纠正的能耐”，为什么在香港却几十年来都看不见“自愈和自我纠正”？大家或许应该反思，香港究竟是什么时候成为“自由民主模式”阵营的一员，是从港英殖民地时期开始，还是在回归之后？当然，任何人都希望远离兽性，但如果人性不包括对其他人身处贫穷的关怀，对社会关系不公平置若罔闻，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多少分别？
香港人均GDP超过内地四倍多，却对贫穷和社会不公如此轻蔑，一些人甚至认为“真普选”就能解决剩下的问题，认为将反修例运动的深层次原因说成是经济的就是对运动神圣性的扭曲，贬损了运动参与者的高尚道德，挫伤了运动的价值感召。这种理解真可谓糊涂，这也许证明他们确实属于“自由民主模式”阵营，但却不表示他们真的认识香港。当然，香港的贫穷本质上与内地不同，它是香港所有问题的缩影，反映了议会代表与政府官员的低效无能，经济结构落后与不符合香港发展规律，无法保障和提升香港人的生活品质。其实，近期的骚乱无法不让人怀疑法治作为香港核心价值是否真的存在，亦让人忧虑香港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会否过于浮在表面，也让人担心大家对香港的认识其实并不深刻。
无视公平正义的政治诉求只是虚伪
新年应该有新希望，但希望能否实现却并非必然，香港今天的情况特别如此。我从来不喜欢幻想，所以对过于抽象的意识形态并不欣赏，更不会将希望寄托在幻想之上。我深信只有负责任地完成工作，才能实现梦想，将自己的未来假手他人，包括上帝，或一大堆说来好听的自由民主人权口号，既不实际、更是滑稽。如果一个社会无法给予其人民足够的尊重，这个社会就必须改革。对一个政府而言，尊重不会是别人施舍的或赠与的，只有通过政绩才能获得。尊重更不等同“俾面”，亦不会来自交易。这种尊重包含游行队伍中叫喊的民主自由人权，但它必须是建筑在社会的公平正义之上，因为尊重从来不会漂浮在空中，如果只是口舌所能及，就只是一种虚伪。尊重必然具备现实基础，而且包含合理分享社会资源的物质基础。
这是一种坚持，亦是希望之所在，2020既是新的一年，亦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或许我们可以对其寄以更大的期许。
——我希望社会骚乱能够平息，让市民重新建立再出发的共识，因为骚乱无法将问题说清楚，只能是对掌权者的警醒，但部分市民能否理性面对眼前的挑战，正确认识香港骚乱背后的深层次矛盾，不受意识形态误导，亦不要相信暴力能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对此依然缺乏信心。
——我希望经济结构和关系有所改变，社会更重视产业发展和分配的公平性，市民的生活焦虑可以缓解，对未来重建想像，但既得利益阶层会否接受，市民对现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能否觉醒，政府是否具备魄力推动改革，社会有否可能抛弃放任的自由经济迷思，对此我感到无奈，亦同样缺乏信心。
——我希望政治冲突与撕裂停止，将责任归咎中央政府亦毫无意义，因为它与事实不符。通过暴力与犯罪来表达政治立场是愚蠢的，政制改革当然应该重启，但香港人能否说服中央政府自己已经准备好积极建设“一国两制”，承担香港在国家发展和安全上的责任？我对中央政府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重启政改不敢抱有希望，对是否能快速改变两者的关系亦信心不足。
民主政治不是冲突与斗争
香港人当然希望生活在文明与现代的社会中，既然如此，大家应该知道民主政治不是冲突与斗争模式的政治，自由更不等同任性。相反，民主正是要取缔这种政治模式，建立文明对话，通过辩论和说理来解决纷争，接受妥协。争取民主不应该用骚扰市民生活的方法，甚至绑架市民，牺牲别人的自由以至生计，特别是用暴力手段，而是应该用说服力或选票。如果有人选择用武力革命，决定他们会否成功的是法律和社会上其他持份者的政治意愿，是这些持份者是否原意牺牲自己的生活来支持这种行动。就好像大家若不满意警察的表现，应该通过司法和政治程式去处理，而不是提出解散警队这种毫无现实可行性的建议，更不是打一场永远无法成功的街头战争。
对于建制的政治人物，必须放弃以往盲目支持政府的方式。将自己的命运与一个无能政府捆绑起来简直是政治自杀，亦无法在选举政治中成功。既然建制政党的主要民意基础来自草根阶层和社区，就更应该坚守这个阵地，全面以公平正义为政纲，以改革为主轴，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治版图，在原有的基础上积极扩展。如果建制政党只知道继续扮演政府的附庸，只懂得听取来自中联办的官僚指令，它必然会失去市民的支持，早晚在选举政治中遭遇尴尬，最近区议会选举中一些建制政党全军覆没将不会是一次过的。除非中央政府放弃政制的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只会持续发展，停止改革的可能性接近不存在，更不符合“一国两制”的要求，这更清晰地为建制政党提供了指引。
对于泛民的政治人物，必须知所进退，而不是只懂跟风空喊民粹口号，以为这样做可以减少风险，兼且获取短期光彩、保持存在感。事实上，这只会消耗过往积累的政治信用，只能够赚取选民反对政府和建制政党而剩下的残渣饭菜。泛民多次错误评估形势，自己的“大台”已经被拆除，政治版图逐步碎片化，政治倡议空洞化，让人以为它只是在苟延残喘，个别议员更不时身陷尴尬局面中。如果继续犯政治幼稚病，不只伤害市民对泛民政治力量的信任，更影响香港前途，这是一种罪孽，与他们从政的初心相差甚远。或许新的一年是一次机会，泛民政党应该重新定位自己，转被动为主动、远离民粹，重新凝聚相互认同的政治力量，而不是被民粹声音操控。他们应该重夺政治话语权，更要全面兼顾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不是只顾及相互之间的政治盘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主导社会和政治改革。
对于《香港01》，我殷切期望它能继续和香港市民走在康庄大路上，拒绝民粹和虚无、拒绝暴力和不公平，为香港的转型和改革赋能，为国家的发展及“一国两制”的茁壮成长出谋献策。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任何人如果吝啬于付出、对人性缺乏信任，就是将自己封锁在狭隘的意识形态里，追求着漂浮在空中的云彩，看似浪漫和美丽，却无法踏实地活出永恒。就好像昨夜凌晨抢闸诞生的几位婴儿，他们的未来已经是我们的责任，究竟二十年之后他们会依然穿上黑衣击毁商场店舖，还是攻读大学，将要成为音乐家、医生或飞机师？希望七百多万香港市民能积极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前路努力，亦为自己的世界画上油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