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顾】阿拉伯之春——燎原未熄之火

2010年12月17日，北非国家突尼西亚一名小贩遭城管欺侮后，投诉无门后心生绝望，在首都的政府大楼前引火自焚，间接燃点起茉莉花革命的浪潮。及后，星星之火传遍阿拉伯世界，民众纷纷上街要求推翻专制政权，欲解民不聊生的社会惨况。
十年已过，阿拉伯之春诸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突尼西亚称得上民主转型，但叙利亚、也门、利比亚陷入内战，因为美国和俄罗斯不同程度的参与，中东政治势力版图渐见重划。另一方面，失败的经验无阻民众再度上街示威，迫使政府为失业率高企、贪污丛生等社会问题作出根本的改革，昔日示威之景象于今年再次现于黎巴嫩、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

十年后回首，由突尼斯的水果小贩无意点起的阿拉伯之春，整体而言以失败告终，至少迄今未见成功。例如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在俄罗斯、美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影响下，成为了大国政治的游乐场。自2015年普京派兵打救巴沙尔（Bashar al-Assad），以及美国连接的政策失误后，如今克里姆林宫已取代了华府，成为中东各交恶势力的“仲裁员”。打从在叙利亚战事抢占上风后，莫斯科不但已具有能力，主导与伊朗组成同盟关系，同时也成了德黑兰的敌人——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拉拢的对象，其势力可谓无处不在。

错过了改革的国家

在其他阿拉伯国家，部分政权在2013年前后“止暴制乱”，熬过了国内的革命浪潮。它们以武力镇压或物质利诱的管治手段协助平乱，亦有两者兼用。如哈迈德一面邀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出手，介入武力政局，一方面则向家庭住户派发现金和撤换部分政府部长，以便回应诉求，冷却民情。其次是当民众看到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崩解后，不希望己国会因持续的政局僵局而陷入内战。可是，民众从街头上消失，并不等同于社会问题已迎刃而解。反而，当2014年起国际油价大幅下落时，不少产油国的公共财政亦渐见捉襟见肘，使至昔日用以缓解民众对经济不满的福利政策难以维持。

在国内的管治上，目前除了突尼西亚外，不少曾经乍现希望的国家，都在2013年左右重回专制式的“稳定”，例如埃及的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和巴林的国王哈迈德（Hamad bin Isa Al Khalifa）等强人领袖收拾了乱局，且国家带来稳定。可是，动乱背后的社会成因却依然在诸国中累积。阿拉伯之春前，《经济学人》2008年曾形容“今天44%埃及国民被介定为贫穷或极端贫困，而全国大约有260万人的收入连基本粮食的需求也不能满足，更不用说其他开支；不过，在另端的开罗私人机场，有富户为举办一场豪华婚礼⋯⋯”。这种贫富悬殊、腐败丛生的景象，今天在不少阿拉伯国家中仍然可见。

可惜的是即使前车可鉴，有幸逃过倒台的政府，大多都没有把握这几年的缓衡期，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解决腐败、改善治理和创造就业机会，使至诱发阿拉伯之春的社会背景，依旧残存在黎巴嫩、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并终在本年又再激起旷日持久的反政府示威。可是，即便是诱发点相近，2019年的示威浪潮与十年前已见不同，并不能简单归纳为“阿拉伯之春2.0”。

历史并非“十年如一日”

首先，虽然两场运动横跨十年，同是出于对于建制的不相任，但是次的程度却是新低点。过去，示威者希望以改朝换代的形式，推翻执政多年的专制政权，并寄望一直被禁的反对派，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西亚的伊斯兰复兴党，可带领国家作出结构改革。可是，本年的浪潮中，这种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度更似是到难以挽救的境地。从Arab Barometer的民调可见，虽然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民众素来对政治制度、政客的信任程度不高，惟2019年的数字却是再创新低。由此可见，不论由黎巴嫩或伊拉克当局提出的改革蓝图，两国的示威者仍坚持寸步不让，个中原因未必是示威者反对改革的目权和方式，反是他们不相信开出政治承诺的人。

其次，与十年前革命浪潮相比，当下的抗争示威并非暴力革命，大抵上还是坚持用和平的手段。即便是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早有镇压和平示威的前科，民众大多都欲以非暴力的手段，保持内外对运动的支持度，从而迫使当局倾听诉求，故暂时未见互相激发的暴力旋祸。黎巴嫩的政局更是有别于一般的革命，而是打破了国内根深蒂固的宗派及政治势力对立，把逊尼派、什叶派、基督徒和德鲁兹人、贫穷和富裕阶层、以及城乡居民连成一线，就像每个社群都想撼动自己身处的政治秩序。

可见，阿拉伯世界的社会问题好像十年如一日，但人民却又好像汲取了十年前阿拉伯之春的经验，中东和北非的动荡没有简单以推翻政权为单一目标。只是示威者又因对政治人物信心尽失，拒绝一切改革方案，使政局陷入空转、胶着的僵局，同时亦在政权和反对派之间留下了权力真空。阿拉伯国家若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在舍弃革命、追求改革的分岔路上，示威者仍须解答“如何改革”此一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