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八人疑为王储代罪　卡舒吉案折射的不公义与现实政治

2018年10月2日，沙特阿拉伯政府涉嫌派出共15人的暗杀小队，分别乘坐两架私人飞机前往土耳其，并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杀害和肢解流亡美国的异见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国际社会口诛笔伐和不痛不痒的制裁下，沙特在一年多后终于完成“法律程序”，并将五名涉案人士判处死刑，三人监禁。这场“审判秀”不仅没有抽出幕后主脑兴师问罪，更似是企图用代罪羔羊来掩盖案件的真相，但美国竟然形容审判为踏出“重要一步”，并“鼓励”沙特要有“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序”，实在讽刺。

卡舒吉于领事馆办理离婚证明时“离奇消失”后，不少表面证据指向暗杀小队，惟沙特官方一直矢口否认。去年10月5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MbS）首次于访问中开腔回应事件，宣称卡舒吉走进领事馆后，已在“几分钟或一小时”后离开。同月8日，沙特王子哈立德（Khaled bin Salman）亦紧跟官方口径否认沙特涉案。但同月10日在土耳其传媒公开的影片中，清楚记录了暗杀小队进入领事馆的过程，沙特才在半推半就下修改立场，承认曾有此事。

沙特调查结论难令人信服

联合国6月公布的调查指出，卡舒吉案不仅“违反国际法中禁止任意剥夺生命权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案情“所衍生的理论和指控却难以改变沙特的国家责任”。可是，沙特的秘密审判不但没有查明暴行幕后黑手，涉嫌与事件有关的MbS副手、前情报局副局长阿西里（Ahmed al-Assiri）和前高级顾问卡塔尼（Saud al-Qahtani）亦轻松逃过法网。沙特的副检察官Shalaan al-Shalaan更在审讯后明言，“据调查显示这宗谋杀案是没有预谋”，与国际社会的调查结果相悖。

诚如联合国报告指出，犯下谋杀罪的是“国家”，故针对暗杀小队的制裁行动，充其量只是“烟幕”，以便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家责任转移开去。已公开的案情显示，暗杀小队中大多成员都是该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的成员，当中更有一名法医专家Salah al-Tubaigy。更甚者，团队还包括高级情报官暨MbS的保镖Maher Abdelaziz Mutreb，实在教人难以相信王室高层毫不知情。此案理应不是暗杀小队成员因不满卡舒吉的言论，一时冲动犯下暴行，反而似是官僚、行政部门根据上级计划、授权和指挥所执行的“国家级任务”。因此，卡舒吉案所体现的是政府指令，而非个人意志。

诚然，一个人因服从上级指令而执行法外杀人，在道德和法理上均是难辞其咎。每名涉案人士分别执行的行动细节，都涉及官僚体系指挥链的层层授权，故即使这群幕后的“行政杀手”没有直接谋财害命，但他们的参与却是任务成功执行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个体俨如齿轮的官僚体系中，要厘清罪案的始末和责任，诉讼针对的不能只是个人罪行，如谋杀、酷刑和非法处理尸体等，更要有幕后运行中的无形制度。至少，若没有当局的安排，相信暗杀小队应当是乘坐经济舱“出差”，而非私人飞机。

逊尼派阿拉伯的沙特秩序

沙特公布处决五人后，法新社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欢迎”裁决，形容是“重要一步”。更令人遗憾的是，在中东地区，除了土耳其公开直指判决是“丑闻”，埃及、阿联酋、巴林等国继续冷眼旁观，免得影响与盟友的利益关系。阿拉伯世界的逊尼派国家，向来以沙特马首是瞻。

卡舒吉案折射出的不仅只是国际社会在干预国家行政谋杀的无力，亦反映出逾半世纪以来，各国意欲建立依法而治的国际秩序，迄今仍是满布沙石，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尚未远去。若国际社会真想建构依法而治、将生存权视作不容妥协的政治秩序，除了要建构多元协商、秩序为本的国际关系，还须想出有效的救赎措施针对国家行政机器的罪行，令政权不能漠视秩序而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