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米尔危机难解　“以色列化”添烦添乱　

周三（27日），印度驻纽约总领事查克拉沃蒂（Sandeep Chakravorty）在一场私人活动中，向喀什米尔的印度教徒（Pandits）表示，当下在查摩及喀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发生的政治危机，可透过“以色列模式”解决，并续强调把该地一分为二，套用以色列的殖民区政策为蓝本，助早年因战乱逃离的印度教徒重返家园。
查克拉沃蒂断言“如果以色列人民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但遗忘了1940年代英国急忙把托管地巴勒斯坦抛到联合国后，分割方案不但未能为以巴双方带来和平，反而更燃点起五次中东战争。若将查摩及喀什米尔“以色列化”，其后果大多亦将有如加沙和西岸的人道灾难，移师至斯里纳加尔（Srinagar）上演。

本来，印度宪法第370条和35A列明，查摩及喀什米尔邦可在联邦中，享有特殊地位和较大的自治空间（金融、国防、外交归中央政府），并严格限制非喀什米尔人不可成为当地永久居民和拥有财产权。可是，八月上旬，印度宣布废除查摩及喀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后，随即惹来区内占多数的穆斯林人口不满，并爆发骚乱，迫使当局需要颁布宵禁令，切断当地与外界的通讯和上网服务，近四个月后局势仍未见缓和。

自印度和巴基斯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喀什米尔地区一直是两国核心的主权争议。1947年英国撤军后，本想保以中立身分立国的喀什米尔，随即遭到巴基斯坦出兵干预，使其转投印度的怀抱，望能换取新德里支持，出手干预政局。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在1948年要求该地在“去军事化”后，举行公投决定前程，但受大国政治的影响下，公投不但无从现实，而印巴双方更根据停火线，分割并自称管有该地的主权。后来敌对两方更在1965年、1971年和1999年发生军事冲突，使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成为了南亚的火药库。

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即使谙知潜在的危险，仍恃着人民党（BJP）在国会占大多数议席的优势，单方面收回特殊地位，实属危险的民族主义手段。在8月8日的电视讲话中，莫迪表示此举有助阻止分离主义及恐怖主义，并认为当地的“主流民意”与印度其他地区一样，乐见有新发展与更多就业机会，就此可见废除宪法只是全面管控的第一阶段。不过，若新德里未来有意套用以色列的殖民区政策到当地，后果只怕是毁灭性的冲突。

以色列方案令中东持续不稳

1947年，不少非阿拉伯国家因对数以百万计犹太人在二战时被“工业化种族灭绝”感到同情，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通过第181号决议，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拨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定居，并欲以“政治分立、经济合一”的计划，解决残存百年的犹太人问题。问题是，尽管那时成立以犹太裔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思潮，已成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至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惟同时早有微弱的声音预示，这种由外力促成的分割方案，不但难以促成以巴两族和平共处，反倒会燃点起激进的民族主义，埋下暴力种子。

从远因而言，过去80多年来中东的军事冲突，其实也是激进民族主义的产物。联合国在未有尊重周边国家的意愿下，确认以色列的独立地位后，两者在互相猜量和蔑视下，已在1948年至1982年期间发生过五次中东战争，以及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但鲜血却未能为政治问题带来出路，反而更使双方仇恨加深，堕入万劫不复的暴力漩涡。更甚是，以色列迄今已养成一种歇斯底里的预设政策思维，认为只能透过不断对外扩张，方能确保国家安全，而殖民区政策就是由此洐生的代表作。

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以一连串的殖民政策，将巴人手中的土地强抢回来，美化为犹太人“定居点”，将原居者赶至指定区域生活。法律上，虽然国际法院（ICJ）已裁定殖民区政策是非法扩张，但对以色列来说，容许巴人回归原居之地，会改变国内的人口结构，影响犹太民族在以色列的主导地位。在此考量下，以色列不但早已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归乡权，更不下数次蔑视联合国对其政策的谴责。

如今喀什米尔锁城已将近四个月，仍未见动乱有何解决之道，查克拉沃蒂的意见只会火上添油。从逾半世纪的以巴冲突可见，若一国本存在着泾渭分明、互有敌意的民族，“以色列模式”不但难以视为政治解决之道，反而更会激发极端民族主义，铺平了战争的道路。以和平为目标的负责任领袖反而应汲取教训，着眼于如何促成跨民族共融，而非单纯地以一刀两断的分割，以偏坦、分化和争斗满足单方面的狂热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