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示威浪潮中的内地生“撤侨”事件

反修例示威者11月11日发起“三罢”后，示威之阵地逐渐转移至校园之内。中大、港大、理大等先后有示威者堵路，引来警方执法。当中，内地生“撤侨”一事，再次显示了内地生和本地生间筑起一道“我者”和“他者”的高墙。

科大首先“撤侨”？

11月8日，在将军澳堕楼的科大学生不治，多区均有纪念活动，其中尤以周同学的母校科大为重。当天傍晚时分，内地网络盛传科大“撤侨”的消息。疑为在港内地生的微信对话图片广为流传，上写“由于特殊情况，学校发出紧急通知，下午及周末所有课程全部取消，请同学尽快疏散离开学校。下午1:30 有一辆大巴可做（坐）30人在李兆基商学大楼楼下开往深圳⋯⋯”“我先生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狼狈地逃回深圳，有些甚至连行李都没有收拾。”与此同时，科大内地生家长群“港科大家长-梦牵香江”的对话图片也在网络流传，群内家长焦急万分，商量着如何将孩子转回内地读书，如何每日派家长轮流组队保护孩子安全等。这些对话图片勾勒出一幅内地在港生水深火热的图像，让内地网民无不义愤填膺：偌大的香港，竟容不下一方安静的书桌。

然而，科大校方当日并无大规模撤离内地生的安排，只有个别导师自行离校，以及EMBA课程因取消周末课堂而安排接驳巴士送学生回深圳。即使大量内地生仍然留在校园，科大当晚并没有针对他们的示威或冲突。与其说是恐慌的情绪，整个校园更是弥漫着无言的沉痛，静谧的哀悼。

当“撤侨”成为事实

其后几天，随着香港示威者展开瘫痪交通的“大三罢”，各区冲突升级，“撤侨”消息愈演愈烈，真假交织。11月12日晚上，大陆媒体环球网发表文章，描绘了一幅内地生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艰难逃生的景象，譬如将中大形容为“叙利亚”，黑衣暴徒威胁“炸掉校园和放火烧山”，还穿插了当事者的一些阐述，如一名中大内地生“昨天深夜悄悄徒步走了十几公里才脱离危险”。

无可否认，当天中大的气氛紧张，示威者和警察在二号桥整天冲突。数百枚汽油弹、上千发催泪弹、被点燃的汽车，令校内许多学生恐惧和担忧。然而，环球网的报道不无夸张成分，内地生接受电视台访问时便直言，某些报道“刻意夸大情况，很挑动人的情绪，让大陆观众觉得香港都是暴徒，和香港不值得珍惜，失望到极致。我觉得无论你的立场是甚么，这些基本的新闻素养都是荡然无存。”亦有内地受访者称，“真正觉得自己安全受到威胁，所以要离开的人，我目前知道的几乎没有很多。”再者，部分内地生离开因为学校已经停课，饭堂大多关闭，而非担心人身安全。

对于香港人而言，他们或许更关注堕楼科大生、中枪青年等，对于内地生“撤侨”未必很关心。然而，“撤侨”几乎是内地近日对香港示威报道的唯一重心，当中不乏恐慌情绪。

大学校园中的“我者”与“他者”

这次的反修例示威虽然隐含香港人对内地法制之抗拒，但实际上不存在内地生与香港大学生之矛盾。可惜当大学校园成为冲突的“主战场”后，有关“撤侨”行动的舆论似乎让两者之间的沟壑愈发险峻，并容易造成更多的误解，不利两地群体沟通。

波兰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在著作《Thinking Sociologically》中提到，“我者”和“他者”的区分同时在于对事物的态度，喜欢还是厌恶、信任还是恐惧等。很显然，内地视角塑造的香港和真实的香港社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无论是关注的焦点还是事实。而这些都会将双方引向不同的态度，强化“我者”与“他者”之别。

毋庸置疑，随大学气氛剑拔弩张，许多留学生都有安全忧虑，台湾、英国等地的学生更乘飞机离港。然而内地生“撤侨”事件及其所折射之舆论差异，可谓两地隔阂与偏见的典型案例。如今在港内地生并不少，据教资会数据显示，2018学年约有1.2万名内地生在港修读各级资助课程。然而内地和本地具体的交流仍然有限，部分人对内地生的印象甚至是刻板的标签，如“小粉红”、“没礼貌”、“书呆子”。可见，香港人仍然以“他者”角度看待在港求学之内地生，甚至拘泥于香港视角的内地，认为内地生都是保守的、持单一立场的。以“撤侨”一事为例，不少本地评论都先入为主地认为内地生都是要求警方特权护送，忽略了在这个群体在香港面对之环境及讯息差异。

另一方面，内地生亦面临两个视角的撕扯，对香港人产生不同的态度和看法。部分内地生依赖于大陆媒体和社交圈，看到比较内地视角的香港；部分人则开始关注香港媒体和社交圈，看到比较本地视角的香港；亦有内地生在两者之间，努力站在中间或者左右摇摆。对香港持有不同程度的拥抱，自然也会影响他们置身于示威浪潮中的决定，包括是“撤”抑或“留”。

我们常说，香港与内地应该正面而积极地互动，单方面的全盘拒绝或不健康地沟通，都非良策。小至于内地生在大学的处境及决定，大至于两地司法互助之机制，道理相若。只有做到多元及客观，避免恐慌和对立，才能消除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