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皇登基大典林郑滑手机？　特首应挽回国际对港信心

10月22日日皇德仁的登基大典上冠盖云集，惟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指形单只影，更被日本传媒发现，她在嘉宾席上滑手机。另一镜头则发现，代表习近平出席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跟临时代替美国副总统彭斯的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席间交头接耳，双方言谈甚欢。此时正值两国贸易战正酣之际，而赵小兰家族在大陆有不少生意往来，被视为特朗普内阁中的潜在争取对象，王岐山与赵小兰倾谈，内容有否涉及贸易谈判不得而知。不过从此类场合上跟别国政府高层建立个人关系，难保一天不会在哪个谈判之中发挥作用，此亦是国际关系101中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中“代理人”（agents）与“结构”（structure）相互影响的一说。

北京面对中美贸易磨擦，香港特区政府亦面对一场九七以来的最严峻的政治危机。历时四个月的反修例示威运动，令香港再度成为全球关注之焦点，许多海外传媒对港负面报道。美国众议院日前更通过《香港民主及人权法案》，亦重新审视《香港关系法》中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关税地位，明显对特区政府落实“一国两制”之决心及能力有所怀疑。当香港身处风急浪急之政治危机，营商环境疑虑受外界质疑之际，获邀出席日皇登基大典的特首，有否把握机会向外国政要宣传香港，解说香港当前局势及建立他们对“一国两制”之信心？若然她只知滑手机，便不禁令人摇头叹息。

涉及关系影响营商环境

虽然《基本法》第十三条订明，特区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负责管理。2010年菲律宾马尼拉发生挟持人质事件，时任特首曾荫权两度致电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要求交代事件，更被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批评其无权致电菲国元首。不过从香港身为国际奥委会、世界卫生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独立成员，亦是日本天皇登基大典的入幕之宾，可见特区首长虽然非掌管外交事务，在涉外关系却仍有一定角色。《基本法》第十三条亦订明，香港可在中央授权下自行处理有关之对外事务。

况且在日皇登基大典上与各国政要建立个人关系，推销香港以挽回外国投资者对本港经济前景之信心，不涉官式外交层面，是林郑月娥可做并应做之事。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各国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正是为推销及处理香港对外商贸关系而设，本年度更拨备逾四亿元公帑。反修例风波使港美关系受挑战，本港不同政治势力纷到华盛顿向美国政客游说，表达支持或反对《香港民主及人权法案》的立场，虽然我们绝不认同美国政客作此等“长臂管辖”政治操作，但也要质问香港驻华盛顿经贸办有否尽努力表明港方立场？身为一区之首的林郑月娥及一局之长的邱腾华，除不断发声明为外国对港之批评及信用评级机构降级辩驳之外，有否发挥积极角色，在国际社会争取支持呢？

香港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具有独特地位，近日热议之《香港民主及人权法案》与1992年通过之《香港关系法》息息相关。后者在六四之后面世，其时香港人心惶惶，美国朝野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并密切监察“一国两制”于九七后之落实情况；虽然这条法案说到底仍是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但也说明了香港其中时在国际的特殊位置。其时从港督彭定康到李柱铭等政界重要人物，都积极打通美国政界人脉网。

AO特首有否国际视野？

彭定康之前的港督亦不乏国际关系人才。身为政治经济学家之第四任港督宝宁（John Bowring）曾以英国驻华商务总监身份与暹罗签订英暹通商条约。第十四任港督卢吉曾参与英国开拓非洲之事业，更写下《英属赤道非洲的双重授权》（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之经典殖民地研究著作，提出“间接管治”之概念。战后第二任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于1954、1956、1958年三度赴美，向美国公众力陈香港于韩战后作为美英接触中国大陆重要窗口之战略地位及西方“自由世界”之象征，并解释英国在港对北京采取既不挑衅亦不绥靖之政策，争取美方支持英国在港统治。

九七回归后，香港宪制地位全面改变，但正如前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在对外事务上仍获赋予颇大空间，然而历任特首之涉外工作却“一蟹不如一蟹”，首任特首董建华于美国政商界尚有可观人脉，后来的曾荫权与梁振英均无法比拟。林郑与曾荫权同样出身自公务员体系，国际视野是否亦因此受局限？如今香港正处于九七以来最猛烈的政治风暴当中，究竟在国际场合上，林郑能否肩负香港特首之职责，向国际社会争取挽回香港之声誉呢？特首除了要真正跟香港市民“we connect”，也须带领特区政府与国际社会“we connc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