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掀“雪莉法”讨论　网络欺凌不易杜绝

韩国女星Sulli雪莉的自杀事件，在当地再次关注网络欺凌。九名国会议员要求立法禁止恶评，并打算以近日逝去的女星名字命名该法。拥有逾260个主要演艺企划社会员的韩国演艺管理协会也于周三（16日）表示，“依仗匿名而在网上实施语言暴力和恶性诽谤的情况非常猖獗”，以至“公众人物的尊严被践踏，家人朋友也受到伤害”，并表示“为杜绝盲目的网络恐怖袭击，语言暴力（恶意回帖）和恶意留言，将采取强硬措施。”韩国逾百团体及逾200名被恶意留言的艺人表示支持。

网络欺凌问题，韩国社会不是第一次面对。早在2008年，韩国已制订《信息通信网法施行令修正案》，又名《网络侮辱罪》，防止散播恶意和谣言。根据此例，拥有10万用户以上的网站须规定用户留言时实名登记；如有人因留言而蒙受损失，可向网站提出请求，网络运营商须于24小时内处理。宋慧乔、金俊秀、Rain等艺人曾依据此法案起诉网络造谣抹黑者。

10月14日艺人Sulli雪莉疑因网络欺凌而不堪其扰轻生后，民间纷纷认为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比如重行网络实名制，并提高惩罚，以增加阻吓力。观乎网上讨论，有人认为要提高处罚力度，“最少判监五年，罚款1000万韩元以上”，也有人认为该“取消新闻评论和加重刑罚”。

2003年，韩国开始在部分网站试行网络实名制，并于2007年正式落实。后来一个大型网站因黑客入侵，大规模泄露网民个人资料后，网络实名制遭质疑，2012年被8名法官一致推翻。

网络欺凌不仅是韩国社会面对的严峻问题，在包括香港在内的各地社会亦不容忽视。个人私隐专员公署统计指出，有关资讯及通讯科技的投诉，许多都是“人肉搜寻”及网络欺凌。根据各项调查研究显示，近年来随著网络和新媒体的普及，网络欺凌案例有增无减。比如2017年《青少年网络欺凌及校园欺凌行为研究报告》就指出，各项涉及网络欺凌的行为增幅不少，其中更有一些项目增长比例超过一倍，且这种网络欺凌行为有年轻化的趋势，就连小学也已经开始出现相关案例。到了2018年，更有逾30%受访中学生称曾遇网络欺凌，有12.1%的受访中学生指曾经历“网络起底”。

在问题严峻之韩国，目前尚有法可依，香港至今则未有直接针对网络欺凌的法例，受害者只能原因其他法例进行起诉。比如遭遇网络起底的受害者，只有通过《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及《不诚实取用电脑条例》控告对方，或援引恐吓、勒索、发布淫亵物品等原因以保障自己。匮乏直接相关法例，或令网络欺凌存有灰色地带，入罪难度较高。

针对网络时代的问题，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先后设立法例直接针对网络欺凌。新西兰2015年通过的《有害电子信息法案》，将网络欺凌定为犯罪行为，并列出十大原则，包括电子通讯内容不可公开他人的敏感资料，不可使用伤害、威胁和冒犯语言，不可是淫亵或不雅，不可作虚假指控，不可鼓吹自杀，不可涉及种族、性别、宗教及残障的侮辱言论等，经定罪最高可判入狱2年及罚款5万纽元。澳大利亚政府也在2015年通过《提高网络安全法案》，订明儿童网络安全专员负责有关网络霸凌的投诉处理。相关条例的制定可以更加明晰网络欺凌的范围和细节，比如对个人敏感信息传播的定义，可以更好的保障使用者。同时，具体、明确的法律将会向社会传达一个重要的信号：网络欺凌违法不可行。

面对网络欺凌的复杂情况，完善法例固然是必不可缺少，但此举亦不无争议，非万能的一环。前文提到的韩国社会近期重提网络实名制有可能侵犯个人私隐，一旦网络平台发生意外或者受到攻击，网民的个人资料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其二，反对者担心网络实阻吓网民发布不实信息时，会构成自我审查，对言论自由造成影响。更何况，网络实名并不是唯一可以追查发言网民的方法，例如2017年香港一宗网络匿名炸弹恐吓的案件，便通过追查IP地址的方法锁定疑犯，因此，网络实名制被认为必要性不大。至于加重惩罚固然能增加一定的阻吓性，但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一再加码也难以杜绝违法个案。

以上两个问题点明法律若过于严细，则不仅执法困难，行政成本高企，更势必会侵害人的部分自由，不利社会整体环境。因此，在依靠国家强制推动的法律之外，亦需道德价值的教育，以双管齐下。随着各类修图软件愈来愈唾手可得，以及网络恶搞文化流行，网络欺凌既变得更常见，同时也更容易被人忽视，社区、学校等也应多举行讲座、工作坊等，提醒民众网络欺凌的祸害。相对于严刑峻法，使人人自危，社会更需要多方合作，以更柔和手段为化解问题根源。比如城大教授黄成荣曾呼吁学校制订和谐校园策略，包括教职员、学生及家长参与在内；又比如一些社会研究发现复和公义手法，由欺凌者、受害者、朋辈、老师及父母等参与修补关系，相对使用强硬地惩罚手段，能更长远地杜绝恶性报复的循环。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随着新媒体愈来愈普遍，资讯流通的发达也势必带来资讯的纷杂与偏误，伤害伴随便利而生。政府务必予以重视，软硬兼施，避免更多因网络欺凌而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