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受挫 共享办公室敲响警号?

撰文: 评论编辑室
出版:更新:

2019年可谓考验共享办公室生存能力的一年。跨国龙头We Work在美国的上市大计要押后,创办人要卸下行政总裁一职;香港大大小小的营运者要劈价招租。
共享办公室被誉为未来工作新模式,理应更能适应多变的经济和就业环境,但若过程中只着眼榨取租务回报,遇经济下行时自然容易碰壁。营运者应记得初衷,以协助初创企业员工激起创意、促进跨界合作为己任,方能走得更远。

共享办公室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会员提供配套服务,包括各类型会员专属活动。(罗保熙摄)

WeWork连年亏蚀、营运不善

共享办公室行业的领头羊WeWork自2010年成立而来不断向外扩张,现时在29个国、111个城市(包括香港)经营,企业和个人会员逾52万。今年8月母公司The We宣布上市计划,预期集资35亿美元。但据招股书披露,2016年公司虽然收入4.36亿美元,但扣除开支后亏蚀4.29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收入增至15亿美元,但亏蚀额亦增至6.9亿美元。当下全球经济不稳,加上竞争对手涌现,如非以减租吸引企业进驻,公司未来几年更难止血。

另外,WeWork原称公司估值高达470亿美元,到9月市传上市估值大幅削减至100亿至120亿美元,金额更比以前私人募款的128亿美元低。9月16日其宣布推迟上市计划,创办人Adam Neumann几天后退任行政总裁一职,转任为非执行主席。媒体报道,大股东软银愿景基金同意更换行政总裁,并对整个上市过程感到不满。

WeWork面对的困难是其独有,还是行内普遍现象?相信两者皆是。WeWork自身与Neumann的关系纠缠不清,被指成为其个人小金库,例如竟然要以590万美元向其购入商标授权。但有些因素,则是共享办公室营运者均须面对,特别是承租能力。虽然有些营运商会购买商厦楼层,直接当业主,或大业主划出楼层自营共享办公室,但大部分共享办公室有如二房东,营运者从业主取得租约,然后再把空间分租给企业。

共享办公室最重要还是会员间互动交流的部份。(WeWork)

租金成共享办公室压力

以WeWork为例,它是非常进取的二房东,经营地点多是大城市。根据招股书,公司跟大业主签下平均15年的长期租约,单计承诺支付的租金开支已高达470亿美元。纽约投资银行Westwood Capital合伙人向媒体透露,WeWork在过去两年在曼克顿的商业楼面增加了近300万平方呎,已超越JP摩根大通成为当地最大商业租户。若然剔除WeWork交易,曼克顿的租务交易其实收缩了,可见其对市场的巨大影响。

要成为这样有野心的共享办公室企业,除了靠基金注资等募款支撑外,营运者必须不断寻找租户。但是这样做,便容易迷失于租金市场的金钱游戏,所谓的共享办公室有如地产生意的新型态,透过赚取中间差价来盈利。当遇上经济不景气时,随时首当其冲。

共享办公室近年亦在香港相继冒起,除了如WeWork般的过江龙,也有不少香港“土产”。据统计,共享办公室去年总面积已达216万平方呎,略多于时代广场商场连办公大楼的楼面面积。这些办公室主要吸引小型和初创企业,它们租期较短,租金不能占企业营运主要比例。因此,共享办公室若要维持一定规模,就必须客如轮转,才能维持收入。

但是WeWork在2018年的全球空置率达两成,较2017年增加4个百分点。香港的共享办公室今年亦已开展减价战。据本地报章报道,以流动办公桌计算,有营运商减至日租50元,月租1,000元。WeWork上环分址,流动桌月租也下调了一成多。

更重要是为租客增值

当经济走下坡,共享办公室进入淘汰战时,经营者便应反思是否安于租金游戏。共享办公的理念可取,在于它能减轻小型或初创企业的租务成本,并聚集不同业务的人交流,产生新的意念和生意,增加人脉。轻松的工作环境,亦特别适合青年和从事创意和科技行业的员工。在外地,愈来愈多大公司安排个别部门在共享办公室工作,期望同样沾上述好处,而共享办公室亦乐见大客户承租,带来商誉和较稳定的租金收入。

所以,租户有兴趣承租共享办公室而非一般的商务中心或小型办公室,期望的不是纯粹的二房东,而是商业媒人。能干的社群经理可以积极吸纳客户,为现有租户举办联谊活动,邀请天使投资者聆听租户创业提案,邀请行业过来人替各户解疑难,给租户留下良好印象,租户眼见工作间能够提升业务,甚或愿意多付一点租金回馈。说到底,共享办公室的最大使命不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分租或做二房东,而是帮助企业成长,实际地推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