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卓尔主义的变奏与终结　保守党如何化解分裂危机？

“这个时刻已到来——让他人决定其对于忠诚的矛盾之回应——（这是）也许我争扎太久的（决定）。”
——1990年11月13日副首相贺维于下议院的辞职演说

叱咤八十年代英国政坛的贺维（Geoffrey Howe）于1990年辞任戴卓尔夫人内阁的“忠诚矛盾”演说，堪称为英国政客“背后插刀”又能全身而退之典范。当时戴卓尔夫人就进一步融入欧洲之立场与内阁闹不和，贺维便以“首相对欧洲之立场对我国未来构成愈来愈大之风险……此将我们（对欧）影响极小化，并将我们被再一次排拒在外之机会极大化。”于对国家之忠诚及对领导人之忠诚之间，贺维选择了前者。贺维的举动触动了戴卓尔的党魁之位，戴卓尔遭到挑战后，在首轮投票中出乎意料无法当选，在贺维演说的两周后迁出唐宁街，结束其战后最长达十一年半的首相生涯。贺维虽显然是出卖战友，却成为了保守党的英雄，解除了戴卓尔愈趋专横独断，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的危机。

情况来到近三十年后，保守党再一次因为去留欧洲之议题而处于十字路口。首相约翰逊的“断崖式”脱欧策略，令党内面临1834年建党以来最大危机。党鞭兼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卢绮婷（Amber Rudd）上演一场贺维式出走，辞任内阁职位及退党，在约翰逊身边引爆政治炸弹。而在此之前，早有21名保守党议员因支持反对派提出，由国会夺取首相对脱欧方案之主导权，因此被逐出党，当中不乏包括由1970起担任议员、最资深的“下议院之父”祁淦礼（Kenneth Clarke）、前财相夏文达（Philip Hammond）、邱吉尔外孙索姆斯（Nicholas Soames）等党内重量级的头面人物。

事实上，此次保守党之分裂，不过是1990年贺维政变之延伸。当年戴卓尔夫人愈趋强硬的疑欧路线，跟党内的亲欧派主流矛盾严重，致最终强如“铁娘子”都终须黯然下台。夫人离唐宁街已远，其戴卓尔主义的巨大身影依然萦绕在英伦岛上，其偏执的疑欧主义更如疫症一样在英国社会，尤其是旧有的工业重镇中爆发。然而这些曾经繁盛却经已破落的社区，正是戴卓尔主义的受害者。要知道当年戴卓尔上台后，推翻了由工党一手推动的福利主义“战后共识”，关闭国有煤矿、瓦解工会势力、削减福利开支、推行货币主义。戴卓尔无疑减省了当时臃肿庞大的官僚架构、激活了疲弱呆滞的市场体系，然而在政府在社区中完全退场，低下阶层在去工业化及全球化中顿失所依，亦得不到政府救济，成为被统治精英遗忘的一群。

统治精英亦未有因此而深切反思新自由主义，戴卓尔夫人后不论保守党或工党，依然对其经济主张萧规曹随，继续推行私有化及紧缩政策，而昔日戴卓尔夫人的保守党所代表的中产小家庭及中小企，亦渐渐变为代表大财团及富有阶层，跟一般平民逐渐脱节。当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渐浮现，不论是工党支持者的工人阶级，抑或是投给保守党的中产小家庭，开始被疑欧政客的“从布鲁塞尔手中夺回控制权”民族主义口号激发，正如当年戴卓尔出兵福克兰群岛所鼓起的爱国情绪一般。虽说保守党主流仍以留欧派为主，面对戴卓尔疑欧主义的变奏和暴走，英国独立党等右翼政党发扬光大，保守党内亦有向右靠拢的蠢动。

及至卡梅伦为了摆平党内外的疑欧势力，决定以公投方式决定英国于欧盟的去留，正是干草堆上投下的一把火，把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如野火般推向了巅峰，亦最终导致保守党的分裂危机。卡梅伦立场留欧，然而由其麾下内阁至基层党员，皆就留欧与脱欧各自竞选，名义上同为一党，却因留去问题而针锋相对。情况正如1975年工党首相威尔逊（Harold Wilson）举行的加入欧洲共同体公投，工党正反两派党员亦各不相让，最终导致党内温和亲欧派元老退党，另组社民党，为自民党之前身，大幅削弱工党跟戴卓尔抗衡之能力。如今保守党的元老出走，正为当年1975年的翻版。而硬脱欧派这批自奉为戴卓尔主义者却可能忘记，当年力主应加入欧洲共同体的保守党党魁兼反对派领袖，正是刚刚就任不久、尚未被冠以“铁娘子”之名的年轻戴卓尔夫人。历史可谓充满讽刺。

当日贺维以漂亮的演说促成了战后在任最长的戴卓尔夫人倒台，今天的保守党元老出走，未知会否成就约翰逊成为史上最短命首相。然而在这西敏宫上演一幕又一幕的纷纷扰扰，已把戴卓尔夫人以来的政治常态完全颠覆。先破后立、大破大立，除了用于约翰逊的“断崖式”脱欧策略外，或许用于拯救将有近二百年悠久历史的保守党，甚至今天以后整个英国的命运，也是一样。在此历史时刻，在议事厅内的民选代议士，也要抚心自问，应保卫英国长远前途，抑或维护个人短暂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