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之风不宜长　社会信任待重建

近日，社会愈来愈多举报建议。先有前特首梁振英悬赏百万，追寻8月3日扔国旗者，后有“803悬红爆料网”上线，将反修例以来的社会事件列排编码，求市民举报。国泰航空亦被指鼓励举报怀疑违反员工行为守则的同事。早前港龙空勤人员协会主席施安娜指出，多名同事疑因反修例言论被人举报及解雇，不信任情绪似乎在社会上蔓延。

举报并不是新鲜事。源于资讯不对等或操作需要，举报往往能令政策更能上行下效。比如古时汉武帝的“告缗”和北宋王安石的“手实法”能够成功推行，举报的作用不可小觑。现今的廉政公署也鼓励民众举报贪污行贿，助其展开调查以维护社会廉洁秩序。

然而，举报如一把双刃剑，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需小心使用。举报之风盛行，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信任，最坏情况更会使得人人自危。故此，社会应思考举报的底线在哪里，应该如何使用。

“向谁举报”，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通常来说，举报人向司法、行政机关检举被违法行为，协助政府执法。然而，在警方还未悬赏举报时，香港近日已有不少私人名义鼓励举报，自然令人担忧。其一，民间举报有越俎代庖之嫌，予人绕过官方程序之感，其二，举报资料的保障制度和处理流程缺乏监督，也未必具有足够的公信力，容易让举报沦为攻击他人的告密活动。梁振英作为前特首及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鼓励社会私下举报而非诉诸警方，做法似乎缺乏深思熟虑。

“举报什么”，也是需要社会思考及设定界线的问题。常见的举报主要集中在贪污、行贿等违法行为，亦有不少用以监督掌握公权力的人。然而，近日社会的举报却不全然涉及非法行为，甚至可能涵盖了私人政治立场、言论表达等。此等做法使表达空间收窄，无益于社会。

《逃犯条例》修订风波的一个起因，在于信任问题，即香港社会对于内地法制忧虑处处，亦不信任特首的把关能力。事情后来愈演愈烈，一方面加深了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包括认为智慧灯柱会成为监控工具，另一方面加深了市民对警方的不信任，甚至怀疑被捕者遭性侵犯。从这个角度看，近日愈来愈多人鼓励举报，既是社会失去信任的结果，亦会加剧人际间的猜疑。故此，我们必须反思：社会当前需要的真是举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