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提借镜英国处理骚乱经验　应借此彻底改革

特首林郑月娥周二（8月20日）透露，监警会将从英国邀请曾处理2011年伦敦骚乱的专家来港协助调查今次风波，从理念而言是踏出正确一步，即认同可借镜外国处理警民冲突的经验。警民冲突无疑是当前社会撕裂的一大近因，政府必须谨慎处理，为社会解开心结，方能重新出发。

2011年8月3日，29岁黑人青年达根（Mark Duggan）於伦敦托定咸区（Tottenham）遭警察枪杀，引起当地少种族裔聚居的社区不满。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IPCC）接手调查，却对达根的死因前言不对后语，进一步激化民间怒火。示威演变成在警局门外焚烧警车，最终扩散成在社区打砸抢烧的暴动，甚至蔓延全国多个城市。

事后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继续对达根之死及警察执法问题进行调查，国会下议院内政小组亦检讨了警方执法行动，并向国会提交报告。时任副首相克莱格（Nick Clegg）亦成立了“骚乱、社区与受害者委员会”（Riots, Communities and Victims Panel），剖析骚乱参加者的动机、社会成因等。最终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年轻人缺乏机会、家庭教育不足、司法体系没法为犯事者提供更新机会、对警察的不信任皆为暴动之成因。报告建议政府需令人感到他们为“社会的持份者”（a stake in society），以避免骚乱再次发生。

香港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反修例风波，警察执法尺度问题渐成整场运动的主要矛盾之一，林郑月娥在周二（8月20日）的记者会上重申由监警会处理相关问题，并在此之上作增加成员、外聘专家等安排。这与民间要求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风波成因及警方执法问题的诉求仍有很大距离，甚至连监警会主席梁定邦亦认为政府不能排除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强调现时乱局不能单靠警方处理，而是要有政治解决方案。林郑委实要做得更多。

其实警察执法的问题，在各地屡见不鲜。五年前，纽约市警员彭达利奥（Daniel Pantaleo）截查涉嫌贩卖私烟的黑人加纳（Eric Garner），以手臂紧扼其颈制服在地，加纳连续十一次呼叫“我呼吸不了”，最终失去意识,窒息死亡。途人拍摄的相关片段上载社交媒体后引起全国震动，多地爆发大型示威，直指困扰美国已久的警察滥权及种族主义问题。针对美国警察执法时长年针对有色人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迅速升温，一度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议题。

就加纳被勒死的事，美国联邦司法部宣布进行独立调查，其间加纳家属亦为此进行民事诉讼，控告纽约市政府，最终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加纳家人获赔偿近600万美元。2018年纽约市警方得悉联邦司法部不起诉彭达利奥后，正式对其进行内部纪律聆讯，最终于周一（8月19日）决定把他革职。

英美两件事情可见，警察执法的争议往往涉及体制或社会因素。例如在美国，黑人青年遭警察截查、针对的机会比白人青年多，已是人所共知。相同的罪案，黑人平均被判监的机会比白人高出五倍，其刑期亦高出两成。此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加深了种族之间经济及社会上的差距，也成为了有色人种犯罪率较高的恶性循环。在英国，伦敦骚乱后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认真剖析事件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认为年轻人对社会缺乏归属感、对警察的不信任等原因为暴动成因。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之间的分配不公，可谓英美两地社会骚动之原因。

归根结柢，社会需要警察执法，而警察执法时需要专业，以使社会信任。纽约市警察局长周一宣布革除彭达利奥时，坦言警察临场执法相当困难，即使是他亦可能犯相当的错误，尽管如此，彭达利奥仍须为加纳之死问责，好使纽约市走出缠绕五年的心结——“今天是问责的一天，但也可以是复和的一天”。

事实上，在法学上的正义观，有分配（distributive）、程序（procedural）、应报（retributive）、修补（restorative）四种。四种之中的修补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以受害人为出发点，修补社会因事件以造成的永久伤害，正是今天港府要认真下功夫的。政府拘捕涉嫌违法的示威者，可谓履行“应报正义”，但不应忽视这次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之修补正义，更不应忘记，民怨爆发源自它长年无视社会贫富悬殊所反映的分配正义问题，当初无视社会反对声音试图强行通过修例，则忽略了程序正义之重要。故此，政府除了追究犯法者外，当下亦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达到修补正义，解决深层次矛盾以实现分配正义，施政重视民意以重塑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