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危机暴露经济困局　港府还要装睡到何时？

香港爆发大规模抗争运动以来，多国媒体持续报道，但许多都是基于“政治不满”这个视角，未免失之片面。但美国自由派大报《纽约时报》早前一篇文章，却指出在政治不满以外，高房价、低收入和“棺材房”等“经济焦虑”，才是今次抗议运动的潜藏根源，说法可取。事实上，《香港01》一直认为港府应该直视香港的经济困局，尤其是深层次结构矛盾问题。若不撼动严重扭曲的既得利益结构，港人的经济焦虑势将无法消除。

对不少港人来说，《纽时》的报道其实是常识──政府偏袒地产商、公屋轮候人数屡创新高、㓥房处处、工资跟不上房租上涨速度、青年难以上流等问题，在在揭示香港的经济沉疴有多严重。虽然香港抗议运动包含对政府粗暴修例、警察执法不公，以至政制落后等问题的不满，但长年累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也提供了土壤让政治激进主义发酵。

《香港01》多次指出，近期接连上演的政治冲突只是果，不是因。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港府的管治思维不合时宜，继续崇尚“大市场、小政府”逻辑，迷信“自由市场”懂得自我调节，并为社会带来最大利益。结果就是政府长期不作为，导致房屋、医疗、安老、贫富悬殊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不断积累，最终以街头政治的形式呈现出来。

香港奉行资本主义，而且是教条式资本主义。在这种教条影响下，政府视“干预”为万恶，商界亦得以坐享全球最佳营商环境。商界自由营商未必是问题，但这个结构要健康运作，前提是商界利益有助社会整体发展。假如商界利益与社会利益脱钩，便会产生异化，社会大众无可避免会因利益分配不均，出现焦躁、怨愤和无奈等负面情绪。

平情而论，政府并非毫无改革意愿，但总是一遇既得利益势力反对便“跪低”，包括迟迟不敢援引《收回土地修例》，收回发展商囤积的土地，借此广建资助房屋。同样令人不齿的是，每当民怨累积到一定水平，当局总是采取“派糖”等手法讨好市民，拒绝直面深层次结构矛盾。

必须指出，香港政府其实不乏“大有为”的先例。例如前港督麦理浩便曾以无比魄力，透过开发新市镇、十年建屋计划、九年义务教育等改革措施，舒缓1966年和1967年两场暴动揭示出来的深层次结构矛盾问题。

香港如今面对回归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撕裂，情况恶劣得无以复加，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就连经常批评香港政治体制落后的《纽时》都认识到，港人的怒气也是源于经济焦虑的时候，港府官员和其他管治精英还要蹉跎到何时？怠政到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