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问追寻真相　记者任重道远

常言道：“发问是记者天职。”能够面对面质问政府官员，是记者无比重要的工作；但亦因为工作愈重要，其责任就愈大。在纷扰不安的社会，正是所谓“后真相”时代，记者无疑肩负重责，要尽力为社会追寻“真相”，帮助社会认识“真相”的意义。万一连新闻从业员也乱了方寸，未能审慎区分“真相”与“假象”，就会让记者受到其他群体的批评和失去信任，这是新闻工作者乐见的吗？这时候，“真相”和“假象”显然会在各种指摘中变得模糊，社会大众会迷失方向，记者自然变得有负众望。

自六月修例风波以来，社会上出现大大小小的争议，市民对政府充满数不尽的疑问。此际，能够出席记者会或藉“扑咪”机会向官员发问的记者，可谓拥有一般市民没有的优势。例如6月15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条例的“世纪记者会”，和7月22日林郑率领一众司局长会见传媒，市民都只能在电视旁或网上直播观看，无缘亲身质问。这亦解释了，为甚么近来多了人关注记者的工作，认为记者对社会非常重要。

质问官员　考验耐性

举例而言，在6月15日的记者会，不少市民也想问特首为何早前要坚持如期二读，如何回应几天前的金钟冲突，是否有特别的政治原因令林郑暂缓修例等，记者会正好呈现记者工作所要求的知识和质问水准；在7月22日，经历前一晚元朗白衣暴徒袭击事件，社会亦有很多声音质疑警方纵容恶势力，指摘政府错误认识时局。但社会上的斗争气氛显然亦影响了记者，才会出现记者怒气冲冲，例如直接要求特首“讲人话”，而不是耐性地集中火力用问题挖掘事情背后的意思。或许记者已经不够耐性，可能元朗冲突让大家都喘不过气来，但记者须在各种昏乱中冷静地履行天职，就好像警察在任何时候都要专业一样。

记者要发挥自己的发问天职，在近期的各种冲突中，显然是愈见困难。困难来自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政治风波及社会争议不好处理，特首或重要官员作为被质问的对象，时有回避提问之势。有时是含糊带过，有时是闪烁其词；林郑月娥亦很常以“我已回答了，不再补充”来打发记者。另一方面，记者要在艰难的时间专业司职，亦非容易。面对特首和官员“耍官腔”，记者亦是人，显然他们会失去耐性，更可能忿忿不平，以至在质问的时候毫不客气。这种情况近来愈发频密，甚至有时令人觉得记者也成为了这场冲突的抗争者，有违记者应有的专业职守。当下社会如此撕裂，连我们也难免有进退失据的时候。因此我们并非批评别人，而是感叹时势弄人，让新闻从业员面对如此严厉的考验。然而，记者及新闻从业员的工作实在太重要，当我们质问其他人没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时，也要反思自己又有否紧系自己的天职。年轻是否可以作为失职的说辞，年长是否就能要求别人原谅自己的错误？

要问得尖锐　关键非语气

记者发问的时候当然不一定要客客气气，甚至对着有权有势之人，更要懂得语带批判，但不论怎样发问、态度是否客气，记者最大的社会责任仍然不变，就是透过发问以取得有用资讯，助社会了解事情全貌。有时候，为了有力地问责，记者必须问得尖锐，甚至客观效果上会令受访者语塞和难堪。但这并非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奏效。在更多时候，“问得尖锐”的重点并非语气和态度，而是以事论事，针对具体问题来发问。万一连记者也乱了方寸，将发问当了立场表达，或者为了“攞bite”（得到抢眼的回复）而忘了“攞料”（得到有用的资讯），那损失的必然是社会大众。

上一个世纪的传媒，他们面对的挑战更多是技术难题，考验他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提供最多的资讯。相比之下，这个年代的传媒，面对的却是在无止境的资讯爆炸中寻找蛛丝马迹和将各种碎片化资讯串联起来的挑战，但由于社会讨论高度情绪化，各种力量都企图指认对方的说法不尽不实，都在言说自己坚持的就是真理，这种手持真理的引诱对记者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坚持只会将一种寻找真相所需要的开放态度彻底封锁。当前社会，很多人都以为信息已经随手可得，记者并不重要。由于新闻信息与社交媒体高度交互重合，大多数人更爱活在同温层里，只听合心意的声音，忽略了隐藏在事实背后意义的重要性，更忽略了多角度认识事实的关键所在，容易错误认定自己所接收的就是专业资讯，这既是对记者专业的威胁，同样是记者工作的威胁。记者要在此时克服挑战，促进社会前行而非消耗于无谓的两极化、沉醉在同温层中，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资讯世界大转型的时期，新闻从业员的工作绝对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