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难审ISIS罪？ 特别法庭帮到手
武力可以打败ISIS，收复土地；但武力无法追究责任，带来公义。
打击ISIS的战争已完，但被扣押的大批ISIS战士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正困扰中东和欧洲国家。
ISIS战事已息，但许多人或许没为意，那些没有战死沙场的ISIS战士，现时身在何处？答案是他们仍被扣押，有待发落。其中，库尔德族民兵组织“叙利亚民主军”（SDF），扣押了相信逾2万名ISIS成员，另有大批与ISIS成员相关的妇孺，在叙利亚北部难民营待着。
成千上万待审讯
要处置这批ISIS成员，并不容易。举例说，三名法国公民因加入ISIS，在五月下旬被伊拉克法院判处死刑，但外界有声音忧虑伊拉克的司法制度并不健全，死刑或被不当使用。另一方面，SDF扣押的ISIS成员中，最少800人原籍欧盟。到底他们应该由伊克拉法院处置，还是交由原籍国家审理，也是可争议的。
目前，欧洲国家的做法各有不同。例如曾支持ISIS的英国公民Shamima Begum原本希望返回英国，过新生活，但英国政府却取消了其国籍，似乎有意将前ISIS支持者拒于千里之外。但失去国籍意味Begum无处可往，以至引起争议。
瑞典内政部部长Mikael Damberg在周一召开会议，与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代表商讨，是否应该主张成立国际法庭，审理被扣押的ISIS成员或支持者。荷兰外长更有意今年在联合国动议，成立国际法庭。《金融时报》亦在5月28日发表评论文章，支持这个主张。
欧洲国家有私心？
成立ISIS特别法庭的第一个问题是，此举是否为了欧洲国家利益？若然将那些欧洲公民送返原籍国家审理，相信会为欧洲国家带来压力。例如说，法庭的裁决可能会引起ISIS同情者的不满，甚至激发潜在的极端份子。故此，若说欧洲国家的建议，是为了远避安全威胁，也非毫无根据。
然而，动机只是衡量一个主张的一个元素；若然国际法庭的确比起其他做法有优势，即使欧洲国家有私心，又如何？而且，库尔德自治政府也曾自认，没有能力处置众多ISIS扣押犯，希望能成立国际特别法庭。
从理论层面来看，国际法庭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比起个别国家的审讯更合理。就此，政治理论家鄂兰（Hannah Arendt）的看法或可参考。
鄂兰在1961年旁听“纳粹刽子手”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讯，提出“邪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或译平庸之恶），此概念广为人知。但或许较少人讨论的是，鄂兰在纪实报道的结语中指出，这场审讯本不应该由以色列法院处理。
除了因为艾希曼是以色列政府强行从阿根廷掳走，手段备受争议之外，也因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并非只害了犹太人，更违反了人性，乃国际社会所公认的罪。既然不容于国际社会，而非单单伤害了犹太人，那么就不应该由以色列法院来审讯，而是由国际法庭。
反人类罪行需要国际法庭
借用鄂兰的分析，我们亦可问的是，ISIS所犯的是叙利亚、伊拉克或中东一国之罪，还是国际法中所谓的危害人类罪，不容于国际社会？若是后者，会否由国际法庭审理更加适合？
再者，从务实角度看，ISIS肆虐之时势力范围横跨叙利亚、伊拉克等数个国家，而涉事者的国籍众多，如何判断应该由另一个国家的法院处理，也是不容易。而且地理上，比较适合的是叙利亚法院，但陷入内战多年的叙利亚，显然没有足够空间和能力去处理这场大审讯。
由此看来，要妥善处理被扣押的ISIS成员和支持者，国际法院较为合适。目前联合国辖下已有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犯下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或侵略罪的疑犯，但伊拉克、叙利亚等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参与国家，故此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转介。
国际法院的形式有多种
若然不用国际刑事法院，国际社会还可以考虑成立特别法院，例如过去曾有塞拉里昂特别法庭、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由国家政府和联合国达成协议，处理特定问题的罪行。这种半国际法庭的模式好处是比较弹性，可个别决定采用哪些国内法律和国际法、法院如何组成等，既有外国法官和联合国的介入，亦可尽量善用当地司法制度的优势。
不论哪种方案，可以预视的是，ISIS审讯将会成为政治角力。因为ISIS背后牵涉的，还有中东格局和叙利亚内战，而美国和俄罗斯——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在此等问题上各站一方。在ISIS审讯中，若有叙利亚官方人员或反对派也曾犯下恶行，法院可否受理？要几个大国同意成立国际法院，调查、审讯和法院职权范围等，都必先经过一番磋商。
固然，其他国际特别法院的审讯甚久，被批评效率不彰，而ISIS问题如此复杂，不排除更要花上十年八载。然而，ISIS问题兹事体大，若不能公平公正地解决，只怕会埋藏更大的冲突祸根。而且，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被视为国际刑事法院在2002年成立的推动力，可见特别法院对于国际合作和国际法发展，亦可以有开拓之功。国际社会若能在ISIS审讯上摒除成见，务实处理，焉知不会建构出更有利国际和平的机制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