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讨论众声喧哗 港人不应再沉默下去
今年4月，深圳市原常委、副市长张思平的著作《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下称《新篇章》）出版。对于香港市民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过于“务虚”，仍不知所云；香港官员碍于公务员思维，不惯于作出宏阔的政治想像，对于大湾区规划仍未见积极。虽然张思平早已离开官场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曾位居管治阶层，其建言仍然弥足省思。
大部分港人素来以河水不犯井水的角度理解“一国两制”，大湾区很自然被视为香港“被规划”的实据。更有甚者，部分香港官员只能够从最粗浅的层面理解湾区理念。官员短视、市民不知所适，香港在大湾区规划继而进退失据。
在这格局下，张思平的著作不失为一张激发思考的药方。《新篇章》所界定的大湾区规划与一般港人的理解截然不同。港人会认为，《规划纲要》极其量只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翻版”，但如《新篇章》所言，湾区的理念不只可以从经济等硬实力层面理解，也可以从法治、文化等软实力层面理解。
认清大湾区新机遇
壮大本地优势产业
先说经济层面，《新篇章》以专章就大湾区金融大书特书，并提出香港在大湾区金融发展应有“主体和核心”作用，在巩固既有优势同时，在再保险、债券市场等方面继续发展。
香港在中国是金融产业的先行者，优势明显。但与此同时，香港也面对产业单一的问题。过去，前特首曾荫权虽然提出发展文化及创意产业、教育、私营医疗、检测认证、环保工业以及创新科技六大优势产业蓝图，但实践却乏善可陈，在创新科技上被深圳远远抛离，在教育、医疗产业上停滞不前，昔日遥遥领先的文化及创意产业，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香港要往何方走，应制订怎样的产业政策，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可惜的是，政府仍目光如豆，虽扬言发展创科，至今仍然未见任何实际成果，前年24名在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更加绕过港府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批评香港创科发展落后，请求中央支援。
政府言之凿凿要发展创科，成效尚且如此让人瞠目结舌，其他产业的发展自然惨不忍睹。《新篇章》提到，香港其实在教育产业、医疗产业大有可为。先说教育，书中明确指出，香港理应成为大湾区以至全球的教育枢纽，单是广东省每年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就数以万计，年花费逾20亿元人民币，如果能够将30%的学生引导来港，必然有助壮大香港的教育产业。
张思平对香港教育产业的前景抱有信心的原因有二：其一，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已经有数间在国际排名二百大以内的专上学院，与澳、美、英、加等留学热点差别不大；其二，是珠三角地区的语言文化相近、交通便利。也许对于港人来说，20亿元人民币只是小数目，但考虑到香港大专院校已达致国际水平，吸引的学生应来自全国以至世界各地，发展教育产业带来的利益，应远不止于此。
在医疗产业方面，《新篇章》提到，香港的医疗制度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其他大湾区城市借鉴，他更建议香港的医疗机构在大湾区其他城市设立各种性质的医院，这与《规划纲要》的建议如出一辙。在打破大湾区医疗壁垒的前提下，他进而提出让香港的医院管理层进驻内地医院，提升管理质素。他的建议有两点启示：其一，是香港医疗制度对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居民来说，具信心保证；其二，国内求才若渴，香港医疗人才不愁出路。
在这个趋势下，本地医疗产业必然大有可为，政府理应在本地增设更多私家医院。过去，医疗产业裹足不前，主因是公营医疗体系人手捉襟见肘，进一步发展牟利为本的私家医院，问题将变本加厉。另外，业界也深恐增加人手会供过于求，政府也因之一直未有完善医生人手规划，更遑论发展第三家医学院。但是，大湾区医疗体系互联互通，将创造庞大的医疗需求，政府不应作茧自缚，而是要主动出击，为港人寻求出路。
规划软硬兼施
港人应“同化”内地
官员交不出具体方略，市民自然不知所适。中港过去的隔阂，更让港人视大湾区规划为洪水猛兽。必须承认，内地的一些管治手段过于粗暴，港人对之反感属理所当然，而内地的人权、法治也尚有极大的改善空间。然而，谁也不能否认回归前后，中港两地的经济、文化、人口交流均甚为密切，就算没有大湾区规划，两地也绝非河水不犯井水。既然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港人与其学作鸵鸟，倒不如主动认识，甚至以自身的经验，影响中国内地。
《新篇章》所界定的大湾区，并不止于坊间所理解的“经济湾区”，还有“政治、文化、制度湾区”。在张思平眼中，经济与政治、文化、制度并非泾渭分明，因为前者的发展，其实有赖于后者。他强调，大湾区规划不应只重硬实力，更应着重人的精神、文化、权利保障等软实力。他认为在法治、财富保障，甚至自由平等、多元包容等地方，其他大湾区城市均需要向香港学习。
具体而言，在法治方面，《新篇章》明言，其他大湾区城市要做到三点，其一，是确保政府依法行政；其二，是确保司法独立、公平、公正；其三，是学习香港，改革司法机制，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样地，在财产保障方面，《新篇章》也明言要师法香港，依法保障居民的住宅房产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民间资本发展时遇到的障碍。他更进一步说，粤港澳大湾区仿效的对象是纽约、东京等湾区，如果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民自由权利也保障不到，大脑的思考都没有自由的话，又谈何建设一流湾区？他更指出，大湾区应该在公民的人身自由、表达自由、学术自由三方面让每个居民实现基本自由。
也许《新篇章》只是一家之言，不能全面代表内地官员的看法。然而，他的说法对港人也有两点启示：其一，经济发展与法治、人权相辅相成，举例来说，保障私有产权，必然有助促进市民逐利、营商，加快经济发展，港人假设内地的法治人权将一成不变，其实不切实际。其二，港人常认为大湾区是“同化”香港的手段，问题在于，无论大湾区规划推行与否，交流也是不可避免，与其孤芳自赏，倒不如以自身经验，“同化”周边城市。
扭转重商轻民格局
新规划应全民得利
当然，从《新篇章》也可以窥见内地官员的局限。《新篇章》很强调香港的角色，并言香港一直从内地的经贸协议中取利。问题在于，社会除了官、商，还有人民。我们须问的是，多年以来，到底是谁从经贸协议中得利？
的而且确，回归后香港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增幅甚巨，由1997年的27,330美元增加至2016年的43,681美元，甚至超越了日本这亚洲发达国家，但港人的实质工资增幅，却微乎其微，回归二十年来，中低层雇员扣除通胀因素后的薪金几乎原地踏步，累计增加只有7.8%。在一般市民眼中，中港之间的经济合作，只带来了自由行，令街道、车厢更挤迫，不但未有为他们带来好处，更带来生活困扰。
在这前提下，推进大湾区发展必须考虑香港普罗百姓的感受，单凭空阔高深的理念、经济效益，根本无法说服市民认同规划，一些影响香港民生福利的倡议更势必惹来极大反响。
《新篇章》中不乏开放香港公营设施予其他大湾区城市居民的倡议，例如让本地中学招收内地学生，开放公立医院予内地居民使用。也许在内地官员眼中，香港的社福体制已算完善，但考虑到香港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经超过部分发达国家，社福资源却依然紧绌，大湾区社福制度互联互通，只能是宏远的理想，而非迫切要做的事。
其实张思平在著作中也提到，大湾区规划不应忽视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甚至建议要学习香港经验，尊重湾区内社会组织的民主自治。换言之，要推动社会进步，不能单靠上而下的规划，更加有赖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参与。正因如此，推动规划时，必须要从香港普罗百姓的角度考虑。
《规划纲要》出炉数月，不少港人觉得它只是泛泛之谈，不需重视。《规划纲要》确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过于着重商界利益，而未有指明对基层会带来什么益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纲要必然是提出指导意见，而非提出具体方略。而正正因为纲要“务虚”，才能够让大湾区11个城市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张思平这部14万言书，有极大篇幅与香港有关，这一方面反映香港在大湾区必然有重要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的规划至今仍几乎是白纸一张，才有空间大书特书。正当各省各市就大湾区众说纷纭、众声喧哗之际，港人对规划的理解却显得片面。如果港人不愿“被规划”，那就应该尽快参与讨论，就纲要提出建言，只有这样，才能让香港在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中，继续担当一员要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