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1886年的芝加哥，2019年的香港
五一劳动节假期对于一般香港人而言，只不过是另一天的假期。有的选择在家休息，有的选择出外游玩，甚少人会将之与上街示威，争取劳工权益扯上关系。然而劳动节这个由全球80多个国家共同纪念的国际性节日，背后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多年来一直受剥削的辛酸，以及其反抗史。
争八小时工时 酿成干草市场惨案
时光倒流到130多年前1886年的5月4日，那天美国芝加哥发生一场名为“干草市场事件”（Haymarket affair）的血腥骚乱。19世纪中叶，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速工业化。城市兴起，工厂林立，不少移民为了一个道听途说的“美国梦”从欧洲飘洋过海，来到了大西洋彼岸，新大陆上的新兴国度，并于芝加哥这个密歇根湖畔的工业重镇落户。
当时工业资本虽然急速膨胀，保障劳工的法例却少得可怜。以芝加哥为例，当时的德裔移民劳工日薪1.5元，却要每周工作六天，合计每周工作逾60小时。全国各地工会在1860年代已开始要求“每日八小时工时”，并首度组织全国性工会。资本家则联合政府及警察，铁腕镇压工会活动，又解雇工会成员、雇用卧底、流氓暗中破坏罢工，更诉诸排外及种族矛盾分化工人。而主流媒体也一面倒偏袒商家利益，工人惟有自己办报与之抗衡。工人意识到只有团结方能抵抗资本家剥削，工会活动因此而日益壮大。
适逄马克思刚完成巨著《资本论》，控诉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残酷真相，全球的社会主义风潮方兴未艾，一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也在芝加哥工人阶级中迅速发展。1886年5月1日，全美各地爆发史上最大型的罢工，要求落实“八小时工时”，当中以芝加哥规模最为庞大，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声援。5月3日，示威者在麦考密克收割机厂前与警察爆发冲突。示威者向警察掟石，警察则以子弹回应，两名工人被当场击毙。
事件引起全城震怒，无政府主义者曾寻求武装起义，但最终被领袖搁下来。翌日，无政府主义者在市中心的干草市场广场集会。本来集会平和的气氛却在快将完结一刻被一个不知何处而来的炸弹破坏。多名警察被炸伤后，警察向示威者开枪导致多人伤亡。当局及后起诉八名无政府主义领袖谋杀罪，并判当中七人死刑。事件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弹，原因是该八名被告几乎没有人在炸弹爆炸时在场。很多人认为当局要打撃工人运动而制造的冤案，因而为之声援。
结果该八人成为了英雄，在美国众多大城市甚至欧洲都举行了纪念仪式。1889年在巴黎举行“第二国际”第一届大会提案5月1日成为国际性的劳工示威日，1904年第六届大会则要求社会主义政党及工会在该日停止工作，而争取“八小时工时”、无产阶级的阶级诉求，以及全球和平。五一国际劳动节因此而诞生，亦逐渐被各国政府纳入成公众假期。
标准工时走数 尽显香港劳工悲歌
将1886年的干草市场事件放诸在今天香港，则可见其荒谬之处。1886年的五一大罢工，为的是争取“八小时工时”的诉求，但在130多年后的2019年，登上全球最富裕经济体行列的香港，居然仍未能就标准工时立法。早于2012年，劳工处已发表了《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研究为标准工时立法。2013年时任特首梁振英成立“标准工时专责委员会”，该会在2017年向特首提交报告，却被束之高阁，甚至到落任仍未起草法案，在竞选承诺上“走数”。
去年瑞士银行调查发现，香港人每周平均工作41.7小时，虽比2015年身为全球工时最长城市时减少了八小时，却仍比中位数的36.7小时要高。巴士司机因工作过劳而造成交通意外、教师因超长工时影响心理健康而抑郁时有所闻，而工时长影响生产力以及生产质素，最终构成庞大的社会成本。问题众所周知，政府却对此无动于衷。
当今贵为政务司司长的张建宗，早在2011年身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时，便指出“连续长时间工作，对员工的健康、家庭及社交生活都会带来不良影响……平衡工作和生活对市民甚至整个社会发展都非常重要”，而现任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在未上任前，曾声言需要跟进包括标准工时的劳工问题。然而，特首林郑月娥去年却反口，称无计划为标准工时立法。面对一个又一个毫无承担的一区之长、懒理劳工权益的政府高官，怎叫市民不愤怒？
社会主义回潮 为政客精英敲警钟
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风潮，催生了欧洲众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及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提出打破垄断、抑制资本、保障劳工等诸多政策。而130多年后的今天，当财富集中愈加累积在极少数人手上、资本家在政策制定上的愈有影响力，一股社会主义风潮正再次兴起。美国总统参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新晋联邦众议员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便以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政纲引发政坛大地震。去年有民调显示，美国18至29岁的青年对社会主义的正面观感，首度超越资本主义。
有调查发现，美国大企的行政人员平均年薪是其公司员工平均年薪的254倍，其中有十个当中便有一个赚多1,000倍。根据英国《金融时报》，香港的行政人员年薪虽未如美国般高，却是众多富裕经济体中最不平等。面对财富愈不平均、社会愈见愤怒，美国商界的头面人物也深明资本主义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最大避险基金公司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奥（Ray Dalio）便称：“我是资本主义者，而就算是我也认为资本主义失效了。”
而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戴蒙（Jamie Dimon）亦在去年对股东的信中反思破碎了的“美国梦”，以及企业的角色和责任。他说：“如果我们能展示我们将钱用得其所，我们应花在基建和教育上，这很可能代表向富人增更多税。”长期被无视的劳工阶层，在脱欧公投及特朗普胜选中，一而再的用选票惩罚离地的建制政客及商界领袖，最终这些月入数百万的精英，终须要面对愤怒的民粹，面对资本主义浮现的问题。
至于香港的商界领袖呢？2012年香港七大商会以标准工时将破坏自由经济体制为由，发表反对立法声明书，又不肯向劳方让步，最终令标准工时立法难产。而政府碍于商界压力而毫无承担，令今天的打工仔女仍要饱受工时长、作息少、无偿加班的苦况。当我们在五一劳动节假期除了休息在家，又或者出外游玩，也试想想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时”而上街的130多年后，我们在2019年竟仍未有一条标准工时的法例。当社会主义在全球回潮，香港迟早将无可避免的要重提阶级议程，当怒火演变成民粹，抗争取代谈判时，届时付出代价者将是当初置劳工于不顾，冥顽不灵的高官和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