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主义．人文主义．殖民主义——圣母院给我们上的三堂课
英国美术史学者克格（Kenneth Clark）在60年代为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一系列名为《文明》（Civilisation）的纪录片。其中一集内，镜头中克格站在塞纳河畔，背着身后的巴黎圣母院，向观众说：“甚么是文明？我不知道。我仍不能够用抽象的词语定义它。但当我见到它时我就能识辨它。”然后他转身望向河对岸的圣母院，续说：“而我现在正看着它。”
无疑，巴黎圣母院是西方文明一颗最闪耀的瑰宝之一。这个伫立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畔，楼高93米的中世纪哥德式天主教教堂，于1160年开始兴建，至1345年方才建成，比起罗马教廷的所在地，漂亮宏伟的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历史还要长数百年。由于其为著名的巴黎地标，圣母院还渐渐成为了法国民族的身份象征，也成为了西方文明的重要遗产。
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的冲突与传统
身为巴黎市内天主教的著名地标，圣母院曾于法国大革命时蒙难。当时革命分子务求将代表旧制度及旧政权，长年腐败的天主教会从法国民族身上连根拔起，曾创立一种“理性祟拜”（Cult of Reason）的无神论宗教以取代天主教。教会掌握的大量土地、权力、财富遭到充公，圣母院首当其冲，与其他教堂一样改成为“理性殿堂”（Temples of Reason），圣母像一度被自由女神像取代。圣母院外墙28个刻有《旧约圣经》君王的雕像，亦被误以为法王而遭到斩首。
虽然革命分子去基督教化的行动十分激烈，不少文物更因此遭受破坏，但却成为了法国政教分离传统的开始。多个世纪以来天主教累积大量土地和财富，严格限制了人民的生活与思想，却由圣母院遭洗劫的一刻被解放出来。自此法国厉行世俗政策（Laïcité），宗教渐渐从法国政治及社会退场，圣母院的宗教色彩亦渐渐褪色，反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及历史古迹。
然而到了今天，穆斯林人口在法国持续上升，也令奉行多年的世俗政策受到挑战。2001年911袭击后，西方的恐伊斯兰情绪急速升温，法国总统希拉克2004年以推行世俗政策为由，禁止校内戴上有宗教意义的标志，被称为针对穆斯林的头巾禁令，结果引发轩然大波。2010年总统萨科齐又通过另一项法案，禁止戴上波卡（Burqa）此类附有面罩的穆斯林服饰，结果又爆发另一场争议。
虽然不难看出，法国政府在推行世俗政策当中，有针对穆斯林人口的意味，当中也不乏恐伊斯兰的偏见和歧视，然而在世俗主义传统十分强烈的法国，面对宗教人口逐渐增多，也处于两难境地。加上原教旨主义的冒起，恐怖袭击时有发生，又有极右的排外分子推波助澜，更令问题变得复杂。这回圣母院失火，便遭网络上的极右分子乘机发布假新闻，称是穆斯林纵火。圣母院上雄雄烈火的光影中，可看出宗教与世俗主义在法国230年的斗争。
人文主义：钟楼驼侠的低下层呼声
而在巴黎圣母院火灾后，不少人也回顾法国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在其经典名著《钟楼驼侠》中对圣母院的描写。事实上在19世纪时，圣母院曾一度残破不堪，直至1831年《钟楼驼侠》出版后，公众才拾回对圣母院的兴趣，更开始为教堂大幅修葺。今次火灾中因焚毁倒塌的尖塔，便为当时所兴建的。
然而《钟楼驼侠》的主旨，除了是对圣母院这座哥德式建筑为之称颂外，也是道出主角驼背敲钟人及吉卜赛舞者，这类庇荫在圣母院下低下层人物的故事。雨果的另一大作《孤星泪》内的人物，也是罪犯、孤儿、工人等贩夫走卒。而雨果正正是以人文主义的笔触，借这些因样貌奇丑而被抛弃的婴儿、为了一块面包卖身的女人、因没火炉取暖而受苦的小孩，向社会不公下受苦的底下阶层发声。
当世人为巴黎圣母院失火同声一哭，各国元首纷纷发文悼念，全球媒体争相直播报道，当地首富LVMH集团主席阿尔诺（Bernard Arnault）和欧莱雅（L'Oreal）的贝当古家族更慷慨解囊助其重建，我们又有否为建筑周遭，社会底层的群体发过声，伸出过援手？尤其是法国民众如《孤星泪》内的革命分子般，在马克龙亲商政府治下忍无可忍而起来反抗。连绵多月的黄背心示威，正警醒马克龙及所有为政者，别忘了在文明社会中关顾底层弱势的人文主义精神。
殖民主义：西方中心的视点和认识
巴黎圣母院失火令各国领袖和媒体关注的重视程度，也跟公众对之前众多古迹在战争及骚乱中遭受破坏的关注程度相差得令人愕然。巴黎身为国际大都会，每年吸引全球数以千万计的旅客来访，圣母院得到如此重视也是无可厚非。不过在圣母院的尖塔倒塌的同时，众多如叙利亚般身处战乱的国家，其历史遗迹正因战火而摧毁，其中以有4,000年历史的古城阿勒颇，其世界文化遗产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Aleppo）便损毁严重。这些古迹在媒体上并没得到如圣母院的万千宠爱，更没有首富巨企提出过要捐款修葺。
主流媒体以西方作为国际新闻的中心，与殖民主义的历史不无关系。而巴黎协和广场上的卢克索方尖碑（Luxor Obelisk）、罗浮宫内的众多展藏，都是法国海外殖民扩张时所掠夺得来的，成为巴黎街头和展馆的装饰品，令之赢得了美术之都的美誉。大陆愤青因对法军火烧圆明园一事，而为对圣母院失火兴高采烈固然不对，但我们在关注圣母院的同时，也应该对媒体西方中心的视觉有所意识，毕竟文化保育及历史遗迹价值与维护应是超越国界的。而去年马克龙提议将在非洲抢掠所得的艺术品归还，令较落后的非洲国家得以发展其博物馆事业，亦是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前宗主国跟殖民地和解的文明之举。
一场巴黎圣母院大火，让我们反思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不同思想、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发生的碰冲和冲突。宗教与世俗主义的冲突，在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酿成圣母院自身的灾难；而今天的一场火灾，也再令宗教与世俗主义的问题再度浮现。而圣母院下驼背敲钟人的故事，也警醒我们雨果所宣扬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今天贫富愈见悬殊，社会愈见不公，各国民粹浪潮此起彼落，雨果的故事也当教为政者深思。圣母院火灾所引起的全球关注，也反映出殖民主义遗留的西方中心视觉未完全纠正过来；在为圣母院惋惜同时，我们亦应关心世界各地遭战火、天灾破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更应致力保护我们本土的历史遗迹。
正如克格所说，伫立于塞纳河畔的巴黎圣母院象征了文明，而当中经历过破坏、修葺、改建，以及日前的大火。就如一个文明一样，也经历过冲突、倒退、再生。但正如马克龙和我们所期许的，人类文明将如日后重建后巴黎圣母院一样，比以前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