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九子承担罪责　其情可敬　社会如何迈步向前？

2014年秋的占领运动距今四载有多，部份人或许已有事过境迁之感。但对于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等九人来说，现在才来到最沉重时刻。周二（4月9日），九人全告罪成。
不论案件会否上诉，社会亦须从这场示威中汲取深刻教训。

有些人违法抗争而不承认责任，但“占中九子”愿意承担法律罪责，至少言行一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值得肯定的。例如曾任社会学教授的陈健民在自辩时表示，他组织占领运动，是不想香港政制发展停滞，一心感召社会关注不公义。

年届七旬的朱耀明牧师更是大半辈子服务基层，情操可敬，他在周二求情时诉说心路历程，自言作个“敲钟者”，让人知不幸将发生，更令在场人士大为感动。

占领运动是否有限度？

案件审讯结束，一个重点在于如何定性这场占领运动。九名被告认为这是一场公民抗命，以有限度的方式占领道路，试图迫使政府在政改方案上让步。但法官指出，占领运动既并非有限度，亦不会达到预期目的。

法官认为上万人的阻路难以在三数天内完成清场，因此必然会持续地影响交通民生。判词第269段甚至明言，三子到后期才意识到占领过度扰民，已经“为时已晚”。在影响改策方面，法官在判词第276段指出，三子若以为政府会一下子答应他们的普选方案，想法天真。

因此，对于法官和控方来说，这场活动本质上是公众妨扰，令其他市民无法行使使用道路的权利。

谁号召市民犯法？

另一个关键在于煽惑。九人同样被控告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或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辩方认为，不少因素令到占领规模扩大，例如警方在9月26日封锁添美道，令参与民众无法进入示威区，以至扩展到附近其他路段。

但法庭认为，即使警方封锁添美道也好，被告号召了更多人前来霸占附近路段，都是不争的事实；在政府施放催泪弹后，部份人在一度撤退后亦再次呼吁聚集。所以，他们分别构成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

社会须告别旧有思维

如此复杂的案件，法庭对部份要点的判断，难免带主观成份。不论能否说服控方或被告，在香港完善的司法制度下，他们都可以依程序上诉，争取合理裁决。对于社会其他人来说，这宗案件值得关注，不只因为关心九名被告的前途，更是因为这场运动对社会消耗甚大，实在值得各界从中反思。

以阻碍道路的争议为例，如果是同情占领者的，自然会觉得在合理限度之内，值得社会包容；但对于反对占领一方来说，这就是非常扰民，不值得同情。由此可见，香港人能否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社会问题，实为争议关键。若只懂以一己视角出发，事事以为客观地不争，社会怎能够不撕裂？

另一方面，政府和市民、警方和市民的关系在过去几年转差，以至社运人士和示威者经常思考如何将行动升级。但与此同时，特别在上届政府期间，警方倾向严厉执法，封锁添美道来限制集会人数增加，便是一例。如此硬碰硬，阵营之间的冲突和对垒只会增加，无益社会。摆脱斗争思维，在香港显得特别重要。

经历数年撕裂、黄蓝斗争之后，近年社会转趋平静，但平静并非必然。毕竟，烫手的社会和政治议题不可能完全消失。问题是在下一次重大争议出现之时，香港人能够从过去的经验汲取教训，以更和平和理性的方式互相对话、求同存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