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论自由》　从基督城恐袭再思言论自由的界线

新西兰爆发70多年来最血腥的大屠杀。极右白人至上主义枪手持枪闯入基督城两间清真寺，乱枪扫射杀死50名穆斯林，途中更头戴GoPro在facebook直播，虽然迅速被封锁下架，但在24小时内，有超过150万个副本在社交媒体上传。即使facebook的自动识别系统封锁了当中的120万个，另外30万个仍流传了一段时间才被删除。这类暴力且涉及极端思想的影片如此快及广地在网上流传，不禁再次让人反思，究竟新时代的科技革命，对人类整体的福祉，是好是坏？科技巨企在防止极端思想扩散上，有否尽其责任？

自从英国脱欧公投及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假新闻满天飞，间接导致英国意外脱欧及特朗普上台，facebook等网络平台成为众矢之的，被指对假消息及极端言论监管不力。YouTube其后禁制散播白人至上主义的著名极右阴谋论评论家琼斯（Alex Jones）频道，facebook、Apple、Spotify亦移除其帐户的所有内容，被形容为“迟来的正义”。然而仍有一些人批评，网络平台此举扼杀了言论自由，是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其经典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曾认为表达意见无论在任何时刻都不应受限制：

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ist），密尔考虑的是言论自由对整体社会的益处。如果真理被禁制，社会自然会因此受害。但若果意见是错误的，那么社会同样失去一个可以与之辩论，令“真理愈辩愈明”的机会。密尔相信意见就如自由市场一样，社会会在此“意见市场”上物色，然后选择最佳的意见，就等同民主选举中聆听各候选人政纲，然后投票决定民意代表一样。因此言论自由、自由市场、民主选举成为了密尔古典自由主义的三大基石。

密尔又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说明禁制言论的潜在害处：

纵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

密尔理论成为了很多自由主义者捍卫言论自由的圭臬。然而在密尔之后的数十年，欧洲极端主义兴起，法西斯政党偏偏便利用了自由社会多元开放的弱点，靠民主选举上台。其对外侵略造成了近8,000万人死亡。战后德国严格推行去纳粹化政策，禁止任何“仇恨言论”（hate speech）及纳粹标志，又积极取缔法西斯政党。此种做法虽然备受争议，但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之恶。

如今西方一股新的极右极端主义正在冒起，而在一日千里的科技革命下，此类极端言论能更快更广地传播开去。就以基督城恐袭的自拍影片为例，YouTube在将影片下架后，网民便以每秒一套的速度上传，有些更改头换面或者加以剪辑，以避开筛选系统的耳目。而且不少极端主义的网络组织，利用如YouTube新增的捐款功能，在社交平台上进行马拉松式直播筹款，成为其生财工具。

在此时代背景下，英国折腾于脱欧困局、美国政治恶斗愈加剧烈，西方的民主体制竟然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此时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新时代的科技革命，对人类整体的福祉，是好是坏？

就算是对言论自由尺度极为宽松的密尔，亦曾指“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虽然此经典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对何种言论会对他人的危害语焉不详，但我们至少能界定，有意威吓或煽动一些针对某族群施以暴力的仇恨言论应当被禁制。

而facebook、YouTube等科技巨企在此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下，更应肩负起更大责任，在网络战线取缔极端主义行动上担当更积极角色。就如新西兰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拒绝公开枪手的名字、容貌，拒绝给他自我宣传的自由一样，宣称他将永远是“无名氏”——

你或许选择了我们，但我们彻底拒绝并谴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