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特色的君主立宪　何时才能摆脱政变噩梦？

泰国公主乌汶叻报名参加总理大选，遭胞弟、国王哇集拉隆功一口否定，称王室成员应该超然于政治之上。
在不少君主立宪的国家，王室不干政固然是公认之道。但在泰国，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泰国下月将举行大选，公主乌汶叻上周五（2月8日）宣布代表泰护国党出选，随即引来全国哄动，包括以为泰国王室亦押注这场选举。然而，事态发展峰回路转，泰王哇集拉隆功当晚即发表声明，表示王室成员不能够参与政治，并要超然于政治之上。言下之意，即不批准王姊参选。而当局亦在周一（2月11日）宣布，乌汶叻不合资格参加大选。

的而且确，在君主立宪的国家，君主纵为国家元首，其性质多是象征领袖，而非实际管治上的领导人。这样，世袭的君主既可免于认受性的质疑，亦不用受民意及政府更迭而影响。

同样道理，欧洲好几个国家奉行君主立宪制，但他们的王室通常都不能干预政治。例如在英国，社会上下对于脱欧与否此重大问题纷扰不休，英女王及王室却一直三缄其口，以免落得干预政治之名；又例如在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在2017年批评加泰独立公投不负责任，随即引来不少舆论批评。

但是，如果以为乌汶叻的参选资格，只是王室能否干预政治的话，那显然是简化了泰国复杂的政治轨迹。其中明显一点是，乌汶叻早年因为下嫁美国人而放弃王室身份，所以公布参与之时，她亦强调自己只是普通泰国公民。如果哇集拉隆功要放行胞姊参选，也并非完全不可行。

哇集拉隆功的暗取态

所以，哇集拉隆功支持抑或反对乌汶叻参选，其实等如在向社会透露他对下月大选的取态：如果放行，即认可胞姊、泰护国党及其拥护的前总理他信；如果不放行，他信阵营的实力将大打折扣，等如间接助现任总理巴育一把。

哇集拉隆功取巴育而舍他信，无疑令部分人失望。一来，他信出任总理的早年，曾与当时仍为王储的哇集拉隆功私交甚笃，外界以为他继位后或会善待他信；二来，身为王室长女的乌汶叻宣布参选，不少人以为她已预先获得哇集拉隆功的默许。

然而，如果了解泰国多年来的政治轨迹，哇集拉隆功的选择未必令人意外。

泰国君权不容忽视

泰国自1932年立宪革命以降，君主的政治角色一直非轻。究其原因，有认为泰国的民主化起步较欧洲国家晚，王室淡出政治舞台之期尚需年日[1]；亦有意见认为，立宪革命后即位的阿南塔玛希敦当时年轻，摄政的诸位亲王把持朝政，巩固了王室政治实力[2]。不论原因为何，国王在泰国政治举足轻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更准确而言，自1946年登基的普密蓬多年来透过军方及亲信网络，一直在民选政府幕后左右大局。对于军事将领来说，他们向王室靠拢而取得政治上的话语权，在必要时候发动政变，自居总理；对于王室来说，透过军方可牵制民选政府，并维持王室的政治地位神圣不可侵犯。[3]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973年的泰国学运，普密蓬见大学生及社会声音势不可挡，弃保军方领袖、时任总理他侬。但仅三年后，即1976年，军方在法政大学大开杀戒，其时普密蓬又转为支持军方。[4]在那时起，《冒犯君主法》禁止任何人诋毁、侮辱或威胁王室，成为军政府对付异见的严苛工具。另一个例子，是1980年代出任总理的将领廷素拉暖，在卸任后挤身枢密院，自1998年起任院长至今，多年来扮演军方与普密蓬之间的重要协调人。

英国政治学者Duncan McCargo在2005年提出“网络君权”（network monarchy）之说，指出泰王与军方及政治精英结盟，紧握政治权力，确实不无道理。或者以Juan Linz等民主理论学者的分类法，泰国纵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其实不属于英国、西班牙那种“民主议会君主制”，因为泰国君主保留了不少政治权力，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组成。[5]

杜绝政变需政制改革

2001年当选总理的他信大打民生牌，取悦基层选民，不向军方卖帐，毋庸置疑动摇了泰国行之多年的政治势力平衡。他信及胞妹英禄的民选政府，分别遭遇军事政变而倒台，介入政治的将领巴育获得普密蓬认可，自然事出有因。如今普密蓬已逝，在位的是哇集拉隆功，他信阵营推举乌汶叻出选，想从军政府手中取回权力，并不叫人意外。或许他以为，现任国王会站在他的一方，放行乌汶叻，只是如意算盘打不响。

无可否认，如果公主乌汶叻能够代表泰护国党出选，他信阵营在下月大选的胜算必然大增。然而，将王室甚至哇集拉隆功牵进政治选举之中，始终并非上策。即使在乌汶叻的加持下当选，是否就能杜绝军事政变，甚或规范君权不再干政？历史经验说明，泰王未必每次都站在民选政府的一方，反而更多是在关键时刻利用或靠近军人，如此一来，未来政局只怕难料。他信、英禄抑或任何政治力量，若想结束巴育的管治，重组文人政府，如今只能拚政纲、争民意，冀在选举击败对手。

然而，若不限制泰王的政治影响力，从而杜绝军政府可以推翻民选政府的可能性，不论下月大选的结果如何，或许泰国亦走不出军事政变的历史循环。因此，泰国政治领袖及社会必须思考，怎样改革君主立宪制，可以有利政治轮替及长治久安。过去多年的社会撕裂以至70年代的流血冲突若起于结构原因，要解决问题就只得从制度著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