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结构性矛盾难解　两国关系仍可正向发展

2010年，哈佛大学学者埃里森（Graham Allison）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意指新兴大国的崛起，无可避免对现行大国构成挑战，往往酿成战争。当前中美贸易战仍未止息，许多人都在“竞猜”双方会否误踏陷阱。
值得留意的是，对于中美关系走向，埃里森认为是可以正向发展的，他最近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重申了这个过往相对备受忽略的看法。鉴于中美两国竞争格局愈发明显，他的看法实在有被重新发掘和重视的必要。

根据埃里森的研究，国际社会在过去500年出现了16次“雅典vs斯巴达”式竞争，当中12次以流血冲突作结。概言之，现有大国为了捍卫霸主地位，出手打压新兴大国；后者亦有可能野心膨胀，主动挑战现有大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vs英国”、二战时的“日本vs美国”，都是显著例子。

还记得在2017年，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Steve Bannon）在接受美国自由派杂志《美国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 访问时表示，和中国的“经济战”意味着一切，美国必须全神贯注，倘若继续在经济战中失利，“不出5年，最多10年，美国就会触及永远无法翻身的拐点 ”。可以说，在班农眼中，最多10年的“窗口期”是美国的最后机会。退一万步，纵然中美在贸易议题上达成协议，其他层面的竞争亦势必持续，而且可能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呈现。

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套路，“美国大战中国”可能成真。不过，诚如埃里森本人所提及，他希望自己猜错；此外，这位哈佛学者为了帮助中美摆脱“陷阱”，找到九个潜在“逃生通道”，当中他认为“最有前景”的通道，就是重拾周恩来和肯尼迪过往处理国际矛盾时的态度──接纳多元。

1953年，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1963年，不久前才化解“古巴核危机”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说：“我们不要对分歧视而不见，但我们也要把注意力聚焦到共同利益、以及解决分歧的手法上。如果我们现在不能解决分歧，至少也要让世界能够包容更多的不同（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

两位领导人有这样的取态，其实是对现状的确认：新中国在1950年代初受到国际孤立，倡议“和平共处原则”无疑合乎自身福祉；而对肯尼迪治下的美国来说，虽然美苏是政经体制截然不同的宿敌，而且差点在1962年爆发核战，但肯尼迪深明，美苏任何一方都无法压倒另一方，“包容”是不得已的选择。

对北京和华府而言，埃里森提出这个“逃生通道”又有何参考价值？诚然，中美关系确实受到不少负面因素困扰，将来肯定还会有不少波折。不过，倘若北京和华府重拾、践行两位已故领袖的故智，中美关系还是可以正向发展的。

中美并非没有重拾故智的条件：一方面，两国尽管有着种种歧异，但具有防止大规模冲突的共同意愿，就像美苏核战在最后关头被煞停一样；另一方面，中美合作关系较昔日的美苏关系密切得多，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华府鹰派推动两国“脱钩”，无疑是天方夜谭。

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在1月30日至31日访问美国，继续磋商经贸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等人亦称，两国贸易谈判进展顺利。这些情况表明，中美关系纵使面临逆风，却并非不能正面发展。两国决策者在加紧磋商时，实在有必要铭记周恩来和肯尼迪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