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银行长出缺　改革任命制度意义重大

任期至2022年才届满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周一（1月7日）突然宣布已经请辞，转投私人机构。这个决定固然反映出世银行长不易做，但同时亦是一次契机，让国际社会正视任命制度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成立世界银行帮助重建，以银行借贷的方式援助欧洲国家，随后涉及项目愈来愈广泛。然而，世银近年被批评过于由经济师主导，或忽略其他社会价值及理念。例如日本国际金融专家行天丰雄指出，世银太过跟随美国的经济主旋律，有一段长时间带自由经济主义的色彩。去年，行长金墉提出世银要与主权基金、私募基金及保险公司等华尔街企业更多合作，亦引来批评。

提出改革方案才一年，尚未有重要成果，金墉周一宣布他即将“跳船”，提早在2月1日卸任，并转投私人基建投资公司。背后原因，一来可能由于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咬弦，二来或许反映出连行长本人也对世银的信心有限，宁愿从商。

美国应否垄断行长任命？

然而，当下更重要的是行长出缺后的任命安排。例如《金融时报》的报道随即指出，由于多年以来行长之位都是美国总统任命的人选，而现任总统特朗普相当有争议性，包括他不喜欢多边主义，任内已退出多个国际合作机制，由他来任命世银行长是否有公信力，相信会牵起广泛讨论。

事实上，世银行长的任命机制早已受到批评。二战后确立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世银行长向来由美国人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则为欧洲人。这种安排虽然反映出二战结束之时，欧美重建世界经济的重责，但经历半个世纪后是否仍有其合理性，则广受质疑。再者，国际机构的管治话语权应否由拨款国家垄断，亦值得质疑。

举例说，在2009年，即金融海啸后，世界银行曾成立塞迪略委员会（Zedillo Commission）检讨世银的治理架构和机制，委员会随后发表报告，指出发展策略、成员国发声及银行问责三方面，均须改进。在问责方面，报告认为行长任命过程不够公开、透明，是否应继续由美国主导，这点实应检讨。

国际组织需公开透明机制

2012年世银行长（Robert Zoellick）任期将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人选，不选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亦不要外交官苏珊赖斯（Susan Rice），独取医学专家、前世卫部门主管金墉，广受质疑。当然，奥巴马的这一步，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因为金墉虽然是美国籍，但他出生于韩国，总算为世银行长带来一个亚裔脸孔；二来，他非出身自美国传统金融或官僚体系，对摆脱美国经济师主导思维而言，亦算是一个大胆尝试。

但无论如何，世银行长的任命取决于美国总统，原则上不是好事。以至金墉第一个五年任期快要完成之时，国际舆论亦曾叩问，是否要改变机制。如今金墉弃甲，相信正是最好时机改变惯例，不必由主张单边主义的总统特朗普决定新任行长。世界银行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公开和透明的遴选机制，找出最合资格的新舵手。亦唯有这种公平、能力主导的机制，方能令不同国家信服，不至于另起炉灶，而国际治理体系亦因而有动力继续前行。世银如是，IMF如是，联合国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