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坚尼系数持续高企　罗致光“口术”未掩贫富悬殊

香港乐施会在近日公布《香港不平等报告》，深入地讨论本港贫富悬殊的困境，当中尤其“吸睛”的，莫过于是有关本地与外国的坚尼系数对比，充分地显示香港的社会经济如何扭曲。可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就此发表网志，不点名地指有公众以错误方法，诠释税后／福利转移前后的坚尼系数，其分析既不公平之余，更漠视了政府一直在福利政策上的努力。可是，如此言论归根究底都只是数字游戏，任局长如何在税／福利政策前后数字间打转，始于难以掩饰香港贫富悬殊日益严重、且政府无力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

任数字如何被诠释　严重贫富悬殊依旧存在　

罗致光网志主要论点有二：首先，不应仅以税／福利政策前的坚尼系数来评论政府政策，因为政府主要政策成效乃体现于税／福利政策后的数字上；另外，不应以外国税／福利转移后的数字比较本地税／福利转移前的数字，比喻此为“苹果与橙的比较”，不甚公平。例如，他特别地指出，不应如有坊间评论般，以香港税／福利政策前的数字（2016年：0.539）与加拿大税／福利政策后的数字（2015年：0.314）作比较。（前为罗文数字，OECD数字为0.318）

理论上，坚尼系数反映一段时间内国民收入的分配程度，并介乎于0至1之间，指数越大，意味更多收入集中于少撮人手上，反之亦然。故此，税／福利政策前的数字反映了一个地方的财富分配状况，以及其经济体系的扭曲；然而，与上述数字比较，税／福利政策后的数字则能显示了政府介入后的收入分配状况，以及政府福利政策的成效。故此，两种数字均为重要，而公众评论侧重税／福利政策前数字亦非不无道理，因为它象征着本地经济分配不均的严重程度，亦即政府介入纠正所需的力度。

诚然，若有论述误把税／福利转移前后数字一并比较，固然不公。不过，即使以香港政策介入前后的坚尼系数分别与其他先进地方比较，均清楚显示本地贫富悬殊严重，以及政府干涉收入再分配力度不足的问题。再以加拿大为例，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数字，于2015年，该地在政策介入前的坚尼系数为0.435，较十年前数字（0.433）仅微升了0.46%。相反，香港于2016年的税／福利转移前数字为0.539，较十年前数字（0.533）上升了1.13%。换言之，即使以相同基准分析，也能指出香港的贫富悬殊情况远较其他先进国家严重，而且恶化情况亦远为快速。

即如罗致光所言，以税／福利转移后的数字作标准，香港的数字也毫无令人骄傲之处。单以最新数字（2016年）来说，香港于政府介入后的坚尼系数为0.473，较干预前只下降了约12%；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等地在政府介入后的数字为0.391（2016数字）、0.351（2016数字）、0.337（2014数字）及0.318（2015数字），均分别下降了22.8%、30.6%、30.2%及26.9%，足显本地政策就收入再分配的干预仍然力度不足。

再言，税／福利转移前的坚尼系数亦未必如罗致光所言般未能显示政策成效。现时，政府唯一能影响税／福利转移前的坚尼系数的政策为最低工资。可是，眼下最低工资为“两年一检”，检讨过程缓慢，加上每每在资方的压力下，修定水准往往未能追上通胀水平。据乐施会报告分析，在2010年10至2018年3月期间，最低工资虽由$28元升至$34.5元，但其升幅（23.2%）未能追上同期通胀（28.6%)，导致基层员工不但未能共享经济成果之余，其工资的实质购买力反倒下跌。换言之，税／福利转移前的坚尼系数的高企，亦可被理解为因政府最低工资政策失效所有份招致。

福利政策，真的加大了力度吗？

另外，罗致光总结政府其实已经在近年加大力度，改善劳工及福利政策，并于文末强调来年度（2018/19）的社会福利经常性开支预算将较上年度增加21.3%。其实，政府自沙士爆发以降，有关教育、医疗和福利等经常开支均节节下降。乐施会报告指出，上述经常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在2003/04年度为15.7%，陆续减至2007/08年度的新低（12.1%），即使近年“加大力度”，来年的比例亦只达14.4%，仍较沙士前的数字为低，更遑论追上先进国家水平。在这个人口老化的年代，面对各项社会福利开支需求逐步上升，如此力度绝对不能被接受，更何况港府坐拥过万亿港元财政盈余，本地福利政策仍待大力改革。

当然，罗致光亦有反驳，辩道政策的改善须考虑“社会的接受及吸纳能力”，解释现时香港奉行低税率及简单税制，未能如西方国家大力支持福利政策。但须要明白的是，香港的税务安排正正是导致严重财富不均的元凶之一，即使现时近三分一入息税已为少数的港人（1%）支付，但却不见得现行安排有助收窄贫富差距。若政府有欲认真处理贫富悬殊问题，正如〈01观点〉一直指出，增加向富人征税为不二之法，既能为完善福利政策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援，更能从根本上达致更公正的财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