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欧洲　重塑对标准工时的理解

德国劳工局推出最新报告，发现希腊是工时最长的欧洲国家，每周工作达40.7小时，劳工生产效率却比只有34.9小时的德国低，此调查结果突出了部分雇主在标准工时议题上对工时和生产效率关系的错误理解。原来，低工时也可以造就高工作效率，亦不必然造成失业，好处远远超过薪金成本上升。但香港各界在标准工时立法上讨论停滞，政府的态度也显得消极。其实在标准工时议题上，香港除了要追上亚洲各国的工时标准，首要的是让大众消除对低工时的误解，标准工时方能成事。

德国劳工局推出最新报告，指出希腊是工时最长的欧洲国家，相比欧盟每周工作36.4小时，希腊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40.7小时，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保加利亚和波兰则以40和39.4小时仅追其后；反观德国，每周工时只达34.9小时。派驻海外工作平台InterNations早前亦公布了一项调查，希腊和香港的“工作生活平衡”排名分别排尾4和尾5。报告指出，希腊虽然工时最长，但因生产效率落后，令国家早前陷入经济困境。相反，德国工时长，但生产效率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27%，仅次于卢森堡、爱尔兰和丹麦。究竟这份报告对香港人认识工时与产值的关系，有甚么启示？

厘清工时和工作效率上的谬误

低工时不必然降低产值，其实也不是新鲜事。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在2012年的调查亦指出，长工时的国家如日本及南韩，雇员每工作1小时产生的GDP平均只有40.1美元及28.9美元；相反，挪威和德国工时较短，却分别带来86.6美元和58.3美元，可见工时长不必然带来高产值。

也有不少雇主认为，减低工时在帐面上会增加因增聘人手而造成的工资支出，所以一直反对减低工时。以南韩为例，缩短工时令企业每年将要支付额外12万亿韩圆（约948亿港元）弥补劳动力不足。但在工资这种可量化的数字背后，雇员生产力的增加、病假减少、对企业的归属感提升等等，这些不能量化的得益却被香港的雇主所忽略。另外，雇主对缩减工时令失业率上升的论述亦不合乎现实，德国学者Axel Borsch-Supa的分析发现，员工大量超时工作反会令失业率上升。

香港雇主亦偏向把超时工作怪罪于雇员工作态度。根据香港浸会大学和招聘网站 CTgoodjobs 的调查指，五成雇主认为员工在工作时间处理私务是加班原因，但有研究指一般人的专注时间最长只有五小时，短工时但精神较集中的工作安排，对劳资双方也是好事。以德国为例，短工时有助精神集中，在工作时间也在紧守全面集中、不容分心的宗旨，令工作在准确计划好的日程中完成，做成高效率的神话，腾出更多私人时间陪伴家人和享受私人时间。

香港现行制度的滞后

反观香港，上年瑞银指出香港工时全球最长，统计处亦指香港雇员每周工作时数为44.3小时，8.9%雇员工时更达每周56小时或以上。高工时带来的问题，已超越“工作效率”的讨论层面，它更为雇员造成生理、健康和社交上的影响。工联会一项调查显示，近三成人平均每周超时工作1至4小时，14%人每周超时工作更多于17小时，而当每周加班5小时或以上，就有近八成半人感到很大压力。但现时的《雇佣条例》并无对加班费和工时上限作出具体规范和列明违法罚则，政府亦对“标准工时”反应消极。政府由2010年宣布开展标准工时政策研究，到成立标准工时委员会，也只能建议合约工时和在今年5月订立工时指引，八年来亦未有承诺日后就标准工时立法，以及为其设立时间表。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兼为维护身为全世界自由经济体的“光环”，政府一直对干预商界成本有所顾忌，置劳方诉求于不理。

在“合约工时”议题上，政府曾建议规管雇主须与月薪不超过1.1万元的雇员签订书面雇佣合约，订明工时及超时工作补偿条款，但有论者质疑只是杯水车薪，就如将长工时黑纸黑字列明，把不合理的工时规范化；而且，如此的方案只能惠及少数雇员，因此，方案最终被舍弃。在今年5月，标准工时委员会只推出了无法律约束力的“工时指引”，对雇员的工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加上指引只涵盖11个长工时的行业，效果成疑。

政府应划一标准工时 消除大众对缩短工时的误解

关于工时政策的讨论，不少人一直对工时和生产力的关系存在错误想法，资方亦一向以行业性质差异、成本上升和人手不足等作反对理由，令推行标准工时困难重重。但雇员的健康和工余生活的质量，却在部分雇主不愿意增雇人手和缺乏超时工资保障下被剥削而每况愈下。其实如此的营运模式反过来降低了雇员的士气、健康和工作效率，双方均得不偿失。

有评论指欧洲企业文化和亚洲不同，所以不能相提并论。但环视亚洲各国，中国社科院建议每天工作9小时的四天工作制； 韩国在今年7月开始将最高标准工时由每周68小时降至52小时； “工作生活平衡”度全球最差的日本也以补贴鼓励企业实行最低休息时数。香港身为亚洲的国际大都会，政府和资方不应固步自封，原地踏步，令香港打工仔继续成为一颗颗不断损耗的齿轮。政府推动标准工时立法的同时，亦应消除大众和劳资双方对低工时的误解，为理性讨论制造正确的认知和良好的社会氛围，重构香港几百万打工仔的“工作生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