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设施设计如何影响日常生活？　还无家者一个家

长椅加栏、单人座椅、石春路、洒水系统……你有想过这些在公共设施上刻意的小改动有何用意吗？这些收窄无家者生存空间的城市设计，反映政府如何看待他们，并为我们的城市建立了一套怎样价值。

“不友好建筑”限制空间实践　社区设施欠人文关怀

“不友好建筑”（hostile architecture）是规范人们使用公共空间的一些城市设计，包括在公共设施及建筑上的改动以阻止公众进行某类活动，例如在建筑入口附近安装了金属钉防止擧爬或在橱窗安装螺栓防止坐卧等。在香港，“不友好建筑”随处可见，路边加设的石春路，椅子上密密麻麻的把手、有坡度的长凳、天桥底的围栏等，另外，康文署于过去十年陆续将多个足球场看台于晚上 11 时后上锁并加装扶手等。政府在这些公共设施上的设计“别出心裁”，原一之一是为了防止无家者寄宿于街道上，杜绝露宿者，令使用者只能乖乖坐着，不能躺睡。

但本身“过度使用”或“不当使用”公共空间的定义应由谁去介定？是设置这些公共设施的政府、商场管理者，还是使用者本身？政府由上而下主导的设计，阻碍了他们使用这些公共空间，限制了露宿者在城巿的空间实践，在政府的权力之下，露宿者无处容身。政府牺牲无家者的生存空间，以换取管理上的便利，不但未有致力为无家者提供合适的居所，反而只为驱赶无家者而改造城市，从城市每个角落计算如何将他们赶尽杀绝。这实在令人质疑，政府不但无意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带头歧视和赶绝社会上的弱势社群。

再者，社区设施应有凝聚社区的功能， 但其设计让使用者不能安坐并妨碍走动，不只无家者，一般居民也受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可见于西环山市街的“孤独的龙椅”，单座位椅令居民无法聚集、闲谈，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备受阻隔。

民间乐助无家者改善生活　外国政府态度大不同

英国慈善团体“行动饥饿”（Action Hunger ）的创办人哈立德（Huzaifah Khaled）推出一款专为无家者设计的自动贩卖机，并在去年12月正式启用，无家者可 24 小时以贩卖机取得水果、三文治、毛巾和牙膏牙刷等生活所需，贩卖机的食物则由致力减少剩食的组织收集提供。这类助无家者改善生活的公共设施已在外国陆续出现，民间乐于运用创意人性化地改善无家者生活质素，香港政府在相关方面的支援仍不够主动，只愿在迫使无家者迅速地消失于城市上耗费心思，无心解决他们实际面对的问题。

长远而言，能否动用资源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取决于政府的态度。较为积极的例子可见于纽约市政府制定了的无家者政策，当地特别成立专责部门“无家者处”(Department of Homeless)，并由“关怀游民及移动介入街头行动小组” (Homeless Outreach & Mobile Engagement Street Action Teams)协助 5 万名纽约的无家者。另外，政府亦每年进行无家者研究，并制定相关房屋政策，规定重建商于重建区需要预留特定比例兴建廉租住屋，向无家者提供付附带辅导及医疗服务的无家者宿舍，宿期可长达五至七年。

当然，其政策仍有不少可改进的地方，亦未必能全盘套用至香港的情况，但至少纽约市政府在对待无家者的态度上，与香港政府有明显分别，近年不少团体及立法会议会促请政府制定“无家者友善政策”，现时社署资助三间非政府机构各自营办一队露宿者综合服务队，但无家者数目仍连年增加，麦难民数字至2018年仍在五年间升近五倍，2015年一名露宿妇人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餐厅内伏尸餐桌的事件更是城市悲剧，政府应正视本港无家者政策的不足。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还无家者一个家

大规模改造及重新设计公共设施亦需一定成本，政府的资源是否运用得当？将无家者赶到临时宿舍，或让他们投入地产市场，付上无法负担的租金租住笼屋或床位，困在充满木虱与鼠患的木板床，过着与露宿差不多或更差的生活，难道就解决了无家者面对的问题吗？还是只是将无家者从街道转移到其他看不见的角落？当社会基层无法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政府应发挥资源重新分配的功能。每个人都可能遇上人生的低谷，一个能鼓励无家者重新起步的环境十分重要，让他们知道社会中有属于他们的位置。一个家不单是遮风挡雨的瓦顶，更重要的是在瓦顶下的人，希望政府能以人为本，还无家者一个身心安居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