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权威张维迎　力数中国怨恨西方情结十宗罪　无的放矢？

国内著名自由派经济学者张维迎早前发表题为《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的文章，列数中国人的“怨恨情结”的十大特征。中国发展至今，确实有许多地方仍未如人意。部分民粹主义者仇视外国，也是事实。但过份夸大这些社会特殊问题，简单“拿来”不尽不实的“西方经验”来指点中国前路、批评国家经历、硬扣劣质民族性帽子，却不是有助匡正社会发展的适当做法。

《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所指的十大特征，分别是“中国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主权大于人权，权力优先于权利”、“强调特殊性，否定普遍性”、“模仿技术，但拒绝模仿制度”、“反资本主义，反民主和自由”、“自力更生，万事不求人”、“阴谋论在中国非常有市场”、“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国际关系中，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有时甚至连利害也不讲，只讲好恶”、“未富先娇（骄），稍强即狂”。这样的指摘除了在“丑陋的中国人”帽子上，再加几个标签外，是否有助社会发展？相信不然。

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是严重以偏概全，也就是张教授口中所批评的“强调特殊性，否定普遍性”。就以“模仿技术，但拒绝模仿制度”一点，稍加说明。对“现代化”这个概念稍有认知的读者都会知道，其所指的是后发国家对先进国家的模仿，加上针对自身国情寻求发展突破的历程。历史论说中有所谓“Modernization = Imitation + Innovation”的说法，就是以简单公式说明这个道理。模仿是容易的，创新则必须建基于对国情（特别是发展阶段）全面而深刻的认知、在先进文明面前不亢不卑而努力自我改革的态度。中国能从一穷二白走到今日稍有小成，不是基於单纯的模仿，而是充份掌握上述这种“现代化”的深层含意——既尊重普遍性，更尊重特殊性。

的确，中国在模仿过程中，也曾存在全盘或局部西方的争论。结果我们是依循了绝大部分民族都走过的局部模仿之路，对外来的思想、制度、技术进行去芜存菁的试验与抉择。在这过程中，任何一个文明都必须视乎实际环境，对外来新事新物有所取舍，不能简单因为拒绝“全盘接受”，就可以指摘后发国家是自大，甚至上纲上线至民族怨恨结情。诚然，在这过程中，我们犯过大错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始终坚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学就学，该引进的就引进，该不学就不学，该拒绝的就拒绝。

回顾洋务运动以来的发展经历，实践模仿与创新，都是在思想、制度、器物全方位进行。这三者之中，从横切面上也是全面覆盖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等各个层面。在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尤其是如此，至今仍然是“现在进行式”。但张教授就只拿着我们没有跟从西方选举制度一点，就全盘否定政治思想、制度，到全社会、经济的所有参考西方先进文明而进行的根本制度改革，既是不尊重学者身份的以偏概全立论，也是不尊重过去百多年来积极推动社会整体进步发展、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所有民族先进分子。同样，先决地否定现行制度，又是无助我们深化平衡协商民主及选举民主利弊的讨论。

文章在夸大特殊性影响同时，又扭曲普遍性为特殊性。类似主权大于人权，权力优先于权利的说法，是全世界自由派对其所属政体普遍存在的批评。美国在911后，加强国安立法，自由派就起了类似的批评。自由派最为重视的是个人意志，社会普遍最为重视的是建制秩序，个人意志只能是整体秩序中的一环，不可以因小而废大；这两种张力普遍存在于所有政体，如何取得有效平衡值得深入讨论。但在教授的笔下，这种对国家安全必须而普遍的重视（社会秩序崩溃或主权沦丧时，个人人权与权力是完全无法得到保障），却好像成为了中国独有的问题。中国人权现况的确有改善的空间，但着墨讨论的地方应在如何确保公权运行所取得的公共利益，是大于其所损害的个人利益，而非不符事实地夸大外国对人权的保障，而完全否定中国公权力运行的必要性。——当然，完全忽略中国在近年来在人权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是自由派惯常的做法。

再进一步谈学术严谨性。近年来不少学者喜欢做比较研究，但常有滥用之嫌。理想的比较研究中，学者必须客观而深入认识比较及本体对象的特殊性，从而透过深入对比，发掘出前人未察觉的问题。可惜的是，现时不少学者只视“比较”是方便法门，而忘记了比较对象本来只是协助深化研究本体对象的手段。他们会极度简化比较及本体对象的实况，再把想像的、虚构的比较对象经历硬套在本体对象，结果得出一套似是而非的“研究结论”——结果，只能偏离对本体的正确认知。

举例子说，教授说“日本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少有的既模仿西方，又没有太多怨恨的非殖民地国家”；相信但凡稍知日本维新史的人，都难以认同这样的武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教授对法国、德国、俄罗斯的批评。此外，张教授笔下的西方文明先进体，仿佛只有英美两个传统大国，甚至是稍异于英美的德法文明，都是建基于对西方（英美）的怨恨情结而来。深究之下，到底我们读完这样的著作后，是更为了解德国和法国发展，或只是扭曲了原有较合理的分析？这是不辩自明的事。当然，他总结了这么多《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的论点，为的也只是在最后一部分对被他严重简化、扭曲的中国，肆意抨击。

张冠李戴的问题，也令文章的主要论点在根本处难以立足。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确实是存在怨恨的。但对大部分人而言，这不是怨恨西方文明比我们先进，而是怨恨他们在历史上滥用自身的先进器物，粗暴残害其他落后国家，并尝试将有利于传统列强霸道操控世界秩序的价值观、制度或文化，强加于所有非西方国家之上。Rudyard Kipling的“白人负担说”（White Man's Burden）被追逐黄金、宗教传播及国家荣耀（Gold、God、Glory）的殖民者所扭曲，成为入侵与欺压其他文明堂而皇之的借口，这难道不值得怨恨吗？不值得为历史所牢记？

这种怨恨的确被少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或不当政治宣传所利用，但它带来更多的是正面影响——包括奠立中国永不称霸、严守与其他国家或民族和睦共处的基本国策。更重要的是，这种鉴于历史失败的血泪史，是长期鞭策国民努力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动力，甚至指引着中国以共同富裕为目的，推动国际合作。于己有嘉，于人无害地汲取历史教训，真的值得教授口诛笔伐？如果没有弄清这根本事实，就批评中国人不能放下所谓的“怨恨情结”，不就是盲目批评？颠倒利害，如何正确判定是非？是非不分，又如何教中国人忍受无根无据的批评？

张维迎说“中国人的怨恨情结消退之日，或许才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时”，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其实只能是极其少数的激进分子。更多的中国人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极其积极地拥抱、学习西方各种文明的先进思想、制度及器物，旅游、学习、经商的中国人更是遍布全球。这到底是不是单纯“怨恨情结”四个字可以总结及解释的？中国人极其懂得自我反省、自我修正，也正是这个原因，如张教授这类讽刺文章才能轻易流行起来。但作为具影响力的学者，也许不应滥用这种民族自省能力，该更为严谨论事，放下建基于意识形态之上、完全无视当前发展历史合理性的“怨恨情结”。这个国家还有很多值得知识分子大力鞭挞指正的地方，但批评须是有根有据，不能无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