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价高难负担 提倡居住权非养懒人
施永青昨日（5日）在《am730》专栏发表文章，直言“居住权”并非天赋，指保障居住权可能会令愈来愈少人愿意贡献社会，终令社会不胜负荷。然而，他的论点不单不合理，而且比喻极尽凉薄，与现代社会人权概念背道而驰。“居住权”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保障的权利之一，政府确保市民皆能获得合理居所，可谓责无旁贷。
施永青在文章中举例指，“住在贫民窟的人即使天天大叫‘还我居住权’，上天也不会让他们如愿以偿”，从而推论出“可见居住权并非天赋”。这种推论显然错误理解“天赋人权”的概念——按他的逻辑，“住在贫民窟的人”提出任何要求，基本如“生命的保障”、“洁净的食水”等，都不是会从天掉下来的，所以并没有任何权利是天赋。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提及人人有享受住房的权利，正好反驳了施永青这种奇怪的定义。事实与他的观点正好相反，天赋人权是指某些权利是人“应该”拥有的；假如这些权利得不到保障，执政者便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使用权保障、力所能及、适于居住、住房机会、各种服务近便、能提供基础设施以及适当的文化环境。
除此之外，施永青又推论，政府如果保障居住权，即是有人可“不用代价”便得到房屋，那“愿意为社会贡献的人一定会愈来愈少”。施永青认为需要贡献的人才配有房屋，但要知道衣、食、住、行可算是人生活的基本所需，确保市民能有合理居所，还要检视他是否有“贡献”，实在极其凉薄。而且，按照施永青的讲法，任何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变成政府养懒人的工具了。当然，政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全部愿望，但它仍有义务保障市民至少有合理的生活，做好二次分配，令社会更趋公平。这也是政府为何要推出各种社会福利、劳工保障。
一个人先得对社会有所贡献，并以此换取金钱，再去买楼或租楼，他才可以有居住权。
退一步而言，保障居住权并非说政府要无偿地将住所送给所有人，而是指政府要确保每个人都能有“力所能及”的房屋。众所周知，香港的楼价与租金早就高得离地，脱离市民的负担能力，即使是有工作的人，也要为立锥之地付出不合理的价钱。政府在此时应该主动制定政策，例如大量兴建公共房屋，或者藉政策调节楼价，让所有有需要的人皆能以合理价钱得到居所。
因为，如果他们没法在这里居住，社会就会失去由他们提供的工种。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社会就会让这些工种的工资上升，让这些人可留下来为香港服务。
此外，施永青认为企业会自行调节薪金，使劳工能负担起高昂楼价。但现实是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乃常态，而受压榨的往往是劳工。薪金追不上楼价、租金升幅，变相打工仔需付出更多薪金于住屋上，影响其生活品质。2016年的私人住宅单位的月租中位数为10,000元，租金相对收入比率的中位数为31%，比十年前的25%足足高出六个百分点。迷恋经济自由主义，最终只会令广大市民受害。
住屋是基本需求，故此一般市民难以议价，而高昂楼价和租金使市民负担日重，这才是问题症结所在。必须强调的是，提倡“居住权”只是希望政府能积极有为地调节楼市，令所有人都能有合理的居所，而非鼓励人不事生产。只要大家都有可负担的居所，自然可以有更多能力改善生活品质，对推动经济其实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