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淘沙是关键?特金会为何选了新加坡而非香港
举世瞩目的“特金会”为什么选择在新加坡举行?地图上靠近赤道的这个小红点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历史等等优势,会议前后被传媒一一检阅。香港素来以新加坡为竞争对手,眼看星洲因为美朝峰会而成为世界焦点,难免要问:香港为何不能举办这类国际盛事?
综合外媒分析,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击败极具历史意义的朝韩非军事区、最接近朝鲜的中立国蒙古、金正恩曾留学的瑞士等可能选址,主要有几大优势。
其一,新加坡是少数美朝双方都信赖的国家。美国与新加坡虽然不是条约盟友,但双方一直保持紧密的国防、商贸及安全合作。新加坡相对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令其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选择新加坡举办会议,等同昭示美方毋须以中国为中间人,也能与朝鲜有效对话。至于朝鲜,她不但早于1975年与新加坡建立邦交,更在新加坡设有大使馆,朝鲜官员时不时到访新加坡购物或求医。联合国加强制裁朝鲜之前,新加坡更是朝方第八主要贸易伙伴——虽然只占朝方对外贸易额的0.2%,但新加坡对金正恩而言,无疑也是个安全可靠的地方。
其二,圣淘沙岛嘉佩乐酒店(Capella Hotel)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曾接待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及奥巴马、举办过习马会及每年举办“香格里拉对话”安全峰会的香格里拉酒店相比,嘉佩乐无疑欠缺举办国际会议的经验。不过圣淘沙岛与新加坡本岛之间只有一条长710米的堤道公路(Sentosa Gateway)连接,相对隔绝的安全地理环境更能令金正恩安心。加上酒店属于本地富豪郭氏兄弟旗下,没有欧美背景,成为美朝双方都能接受的理想会议地点。
其三,新加坡举办大型国际政治会议经验丰富,更擅长监控异见者,使与会主要领袖免于尴尬。此外,新加坡是著名的“警察国家”,拥有一流的监控及情报机关,风险分析网站SafeAround把新加坡列为亚洲最安全、全球第六安全的国家。就算是和平示威,在新加坡也甚为罕见,全国只有位于商业中心区的芳林公园可供集会示威。当局更严格规定所有集会必须在十四日前申请,政府可以有效控制所有反对大型会议的示威声音,使它们不容易进入与会领袖的耳朵。自由派眼中的政治打压,反倒成为新加坡举办国际会议的优势之一。
其四,新加坡外交手腕出色,主动争取国际曝光率之余,也具备足够智慧游走于中美两大国间,在复杂的地缘格局下,自然成为朝美双方的不二之选。新加坡一直奉行“小国大外交”的政策,近年积极拓展国际活动空间,逐渐赢得“亚洲瑞士”的美誉。新加坡尤其谨慎处理与中美两个超级强国的关系,不断扩阔加深与中美间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即使新加坡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却能成为中美都信任的合作伙伴。中国一直是美朝关系的“幕后玩家”,会议选址须是中朝美三方都接受的地点。所以,虽然新加坡一直没有明显积极争取成为会议举办国,却又一直是理想选址。
国际媒体间还有一些难称显著的理由,如新加坡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签约国,金正恩毋须担心因反人类罪行而被捕;又有指新加坡经济富裕,能负担高昂的会议费用;还有指新加坡与朝鲜距离不算太远,直航时间少于十小时云云。但显然,较诸上述的主因,这些小因素都显得不太重要。
上述的不少“原因”,都与三年前媒体分析“习马会”为何选址新加坡而非香港,大同小异。事实上,新加坡素来锐意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举办大型国际政治会议早已驾轻就熟。历史性会议一再选择在新加坡举办,更充分说明她在发展成国际会议中心的高瞻视野与战略定力。只是,与习马会时不同,特金会前后已鲜闻传媒问及——为何不选香港?
正如大文豪萧伯纳所言,“别人观察既存事物然后问为什么,我则幻想未存事物然后问为什么不能这样”,新加坡为什么可以举办特金会固然值得详尽分析,但幻想一下,为什么香港不能也举办这样的盛事,也饶有趣味。
当然,习马会与特金会的本质不一样,后者更难、也更不适合在香港举办——始终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与新加坡的主权国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会议选址香港,金正恩或许可以接受,但很难想像特朗普会让地缘政治色彩如此鲜明的大事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上演。
困难归困难,不可能归不可能,两者不宜混淆。单就面积论,新加坡只是夹在东南亚众多大国之中的蕞尔小邦,若然没有坚定而高明的领袖意志,要举办这样的历史盛会,岂是容易的事?关键还是在于三个字——主体性。
对香港举办国际级会议泼冷水的人,主要还是认为香港并非一个主权国家。问题正在于,香港从来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中国城市,而是富有试验性质的特别行政区。“特区”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是要靠香港告诉世界,是否具备主体性充当国际政治中心,也端视香港自身的能力及视野。港府官员若能够告别如鼠目光,能像新加坡的政治家一样大胆幻想可能实现的国际地位,那诸如九二香港会谈、2005年世贸会议等区域或国际盛事,难说不可以一再选择在香港举办。当中至为重要的,是把握好“中国的香港”与“世界的香港”两重身份。
所谓中国的香港,就是藉作为特区的优势,在中国国际地位擡升的过程中,藉势构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有分析指,伴随着欧美自由世界备受民粹思想冲击,出尔反尔的政治作风或会令原有的国际秩序瓦解。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维稳作用,也会随之擡升。因此,未来或会有更多的国际会议在中国城市举办,香港作为中国最为与世界主流文化接轨的城市,也自然会成为热门选址。
就算不谈如此宏大论议,单就中国目前积极参与及拓展国际或区域政治合作及经济贸易的发展模式而论,香港已经可以大有作为。不论是金砖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世界互联网大会、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有可能在香港举办峰会,或设立相关办事处、甚至总部,从而不断推高香港的国际政经影响力。
不过,要令香港在众多中国城市之中脱颖而出,突显香港的国际性及主体性,至为重要。自回归以来,殖民地时期的结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港府的施政无方,令北京不断加强对香港的监管,更提出全面管治权等过往鲜有提及的政治概念。国际社会或因为不太明了香港实况,多忧虑一国两制前景暗淡,香港或会沦为一座普通的中国城市,这将成为香港发展成国际政经中心的最大障碍。香港要恢复昔日国际大都会地位,先决条件还是先增强综合治理能力,恢复国际社会及普罗市民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信心。
在此之上,香港才有更多的资格谈论国际议题。先不与新加坡比较,同为中国城市的上海,近年来就曾举办诸如APEC领导人峰会及系列会议、亚洲发展银行年会、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等的重要国际会议——当然也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海在规划历程中,早就剑指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并按规划不断加强软硬实力,也正是这种规划视野及政府相对硬朗高效的执行能力,令上海在不少领域上急追、甚至超越香港。
上海早已是北京以外最重要的国际会议选址,港沪都不是北京这样的政治中心、首都,香港作为特区,至少也可能达到与上海同级或稍高一层的国际会议中心,也适合举办一些不宜在京沪举行的会议。
只有具备发展所需的视野甚或野心,才能在规划过程中,预留土地空间发展相关配套。无疑,虽然香港现时具备举办国际政治或商贸会议的条件与能力——200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已然充分验证这一点。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已鲜有这样级别的会议在香港举行。导致这十多年空白的原因,到底是香港国际地位、主体性或政府执政管治能力大不如前,还是硬件配套不足?我们充满野心的近邻上海与新加坡,是反思过程中很好的参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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