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署推“辣招”打击炒场党　体育用地须长远规划

康体场地的“炒场”活动活跃多年，康文署推出新措施打击“炒场”活动。下月二十日起，市民不准以他人的身分证明文件副本，代他人预订收费康体设施，以防被“排队党”滥用；康文署也会推出“草地足球场抽签”试验计划，以抽签方式接受预订和分配部分时段，市民可在预订限期后，以先到先得方式预订剩余时段。由于康文署过往打击“炒场”的成效不彰，新措施的成效成疑。但“炒场”的成因源于康体用地不足，长远而言，政府须制定体育发展政策，分开公众康体运动和职业运动来规划运动用地，从根本解决场地不足问题。

康文署打击炒场无力　新措施成效成疑

康文署的康体场地长期供不应求，炒卖场地活动应运而生。其实“炒场”问题存在多年，而且炒卖问题猖獗，去年有传媒揭发，炒场党每日都能成功代订场地，而且炒价是原价的至少四倍，每月可获利至少超过一万元。事实上，申诉专员公署早于2012年已批评康文署预订辖下康体场地制度存在漏洞，包括有炒卖集团预订场地后故意不出现，让“客人”使用后补场地（即“执鸡”），当时康文署表示会检讨“执鸡”安排，期间康文署偶有推出措施打击“炒场”行为，但该措施只是“小修小补”（如终止以非香港身份证申请康体通用户），在四年后，康文署才采取措施，堵塞这个漏洞，可见其怠政的问题严重。

2018年2月实施的措施阻止市民“执鸡”：租用人如取消已预订的康体设施，“康体通”系统不会即时把有关段节开放供市民预订，而是在翌日凌晨1时先于康文署网页公布，然后于同日上午7时30分经“康体通”各个预订途径供市民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预订。

在六月将实行的新措施下，若市民想订收费康体设施，必须亲身前往并出示身分证明文件正本，换言之即是“实名制”；在“草地足球场抽签”试验计划中，“康体通”用户可透过网上预订系统递交抽签申请，亦可在网上查询未来两星期可供抽签的草地足球场节数，并于翌日递交场地申请，每个抽签日期只可递交一个时段的申请。身兼两支足球队主席的足总副主席贝钧奇指，现时球队很多时都要向“炒场党”买场。以抽签来分配草地足球场至少令球队有中签的机会，减低训练成本；至于能否有效打击“炒场”，就须待措施实施后才能定夺，毕竟“炒场党”是以集团式经营，如果球队没有中签又需要训练场地，就只能买场。

长远措施由增加场地供应开始

“实名制”新措施在短期内或可增加“炒场”的困难，但还须配合其他措施解决问题，例如增加“炒场”罚则，提高阻吓力。现时“炒场”罚则不重，执业大律师陆伟雄指，炒卖行为或会干犯《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一经定罪可被罚款2,000港元；康文署发言人表示，如证实租用人违规转让许可证，署方会即时拒绝有关人士使用设施，并可暂停其租订体育设施资格180日。加重罚则之余，康文署还须加强职员巡逻或检查，不然就没有阻吓作用。

不过，以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长远而言要从问题的根本入手。“炒场”问题源于康体地用地不足，政府须订立体育发展政策，增加运动场地。以体育馆为例，“01周报”曾指出，香港有97座体育馆，以2017年底有741万人口来计算，平均每座体育馆要服务7.64万人，超出《规划标准》5至6.5万人的建议，当中又以屯门区体育馆供应最为短缺，平均每12.23万人共用一座体育馆；以18区计算，有12区的体育馆供应低于《规划标准》。而且，愈来愈多市民参加康体活动，根据康文署数字，康体活动参加人数十年内增加了近五成，在2007至2017年间由181.5万增至271.4万，康体场地却没有明显增加，令大部分运动场地的供应愈趋紧张。

其实场地不足问题岂只出现在大众运动发展之上，在精英运动发展中，场地短缺亦是多年的问题。香港有多支职业足球队，除了杰志的杰志中心，其他球会并没有专用的训练场地，虽然他们能透过足总优先预约康文署的场地，但球场的管理方式和可预约的时间未必适合职业球会的需要。即使实施“草地足球场抽签”试验计划，也未必能满足球会需要，对他们的支援有限。

就足球发展而言，现时职业球队要与市民共用康文署场地，但要解决训练场地不足的问题，政府应先将大众体育（即公众康乐活动）与职业足球训练场地分开处理，兴建专门训练职业足球的场地。尽管将军澳足球训练中心即将启用，但有西贡区议员指将军澳区内缺乏足球场，要求每年开放5,000小时予公众使用（即平均每日开放超过13小时），当中包括 30%的繁忙时间或更多的时段。议员普遍关注公众可以使用训练中心的时数，希望为市民争取更多使用时数，惟训练中心的兴建主要目的是提供训练场所予青少年和港足代表队，故政府有必要清楚划分和规划公众康乐活动和职业运动的场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