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广东话】普教中？EMI？母语教育？ 语文政策何去何从？
因为教育局五年前上载的一篇文章，最近引起广东话是否香港母语的争议。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在议事厅中“廷责”特首林郑月娥，更将事件推至高潮。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手法与态度无疑可以改善；另一方面，矢言要守护广东话的一方，大部分人都是抱着一颗单纯爱护香港的心，但似乎内中也有少部分人，是旨在拿事件制造话题。更须留意的，是事件背后隐藏的“反殖”心理。当然，政治以外，我们还须注意的，是各种语文在香港传播与使用的问题，探讨怎样的语文教育才是最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
这场争议之所以愈烧愈大，关键始终是教育局在挑选参考文章时，未尽把关责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部分观点，的确是有问题的。汉语是一个大组概念，它内中既包含了标准语普通话，也包含了各种变体、分支。说香港人的母语是汉语，是个不会错的表述，但这种说法难称得上是精准的描述。这情况就像我们说香港人是母语是汉藏语，又或人类语言，在描述效果上是没有大分别的；别人听了，也不可能确定你的母语是什么。事实上，与大陆民众不同的是，香港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普通话水平远远还未到“母语”水平，而普通话又是汉语的标准语、主要母言，要强行说港人的母语是汉语、甚或是其标准语，严格而言是有点自欺欺人。那么说港人的母语是汉语中的粤语又如何？这种说法极为累赘，不断前置不必要的定语也是多余补充，难得我们为求精准，要说香港人的母语是人类语言中汉藏语系的汉语中的粤语？不必要，不必要，简单一句“香港人的母语是粤语”就够了——有少数例外的，就由他们自行解说吧。
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最好还是尊重香港既存的语文使用习惯：普遍使用属于汉语的粤语，书写时依循汉语标准语习惯，发音则仍使用粤语。这种习惯并非一时之间的无根据发展，因此，粤语是香港人的母语，是最合符语文运用实况的描述。这种说法既不违反香港人的母语是汉语的高一层次事实，又能精准说明与国内语文使用实况的分别，更丰富了汉族人的母语是汉语的表述，可谓一举多得。语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人的历史，或中华民族的演进，是多民族多地域逐步整合而成的，它还是在发展中，“一国两制”就是对有了七十年经验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一种独特尝试。既然社会制度都可以作出有意义的尝试，语言的发展，在不违反其基本文明规律的前提下，用不同眼光来审视或迎合某个时期的现实状况，既是可行的，也是值得鼓励的。不应该搬出“语种”这么大的“教条”来制约它的多元发展。
可惜的是，不论是林郑月娥，还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回答质询时，不但未能把事情的本质解说清楚，手法与态度也是大有改善空间。的确，问林郑月娥的母语是否广东话是相当无聊的问题——她的母语怎可能不是粤语？但问题无聊，不等于就可以不答。港独同样是无聊问题，林郑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拒绝回答吗？关键是，现时香港社会的确因为母语问题，情绪被牵动了；大众会拿一份五年前上载的语文政策研究文章，质疑教育局，更是反映了部分市民对局方的猜疑及不信任。常说民无信不立，市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建立在充分而有效的沟通之上，若然大众因为无聊问题而不安，为官的人可以一句“我不答无聊问题”就推搪带过，不深究其中成因，叫市民如何信任并与官员同行？
同样，杨润雄的说法，也是难以令大众释疑。的确，教育局是有权上载不同的论文予教师参考，但谁会相信背后没有政策考虑，论文没有经过官员的细心挑选？从该文章的结论看来，其本意还是在强调两文三语政策对香港非常重要，以及普教中的长期合理性。但其立论过程中论及粤语作为一种方言，是不可说成香港汉族人的母语，却是“犯众憎”的说法。这种立论在学术界的讨论中，或可看成是一家之言，但在香港社会中，却是极度不友善的说法。而且，这种强行要香港人认自己的母语是汉语，而不是粤语的说法，跟强迫香港人在“中国人”与“香港人”的身份之间二选一的做法，是同样无聊。我们常笑说，有个北京人走来问你是哪里人，你答“中国人”，对方只能苦笑；同样，一个北京人问你母语是什么，你答“汉语”，人家大概也只能苦笑。香港人以粤语为母语，根本不会影响粤语作为汉语一支的事实，实在犯不着为合理化普教中，而指鹿为马或白马非马式地说香港人的母语不是粤语。这种只适合存在于象牙塔的论说，教育局“精选”给中文、普通话老师参考，除了自埋地雷待时机引爆，引起社会不必要的猜疑，还能有什么其他效果？错勿惮改，杨润雄应爽脆道歉，先撤文章，再节录及重新上载对普通话教育政策探讨有正面作用的部分。教育局必须明白，推广普通话教育是必须，但推普过程中，绝对没有必要，以任何方式贬损我们的母语广东话。
这次事件闹得沸腾，主因当然是官员处事不当，但一只手掌是拍不响的；站在政府对面的，又是什么人？相信没有人会否定，这次网络上发起撑广东话，绝大部分是抱着爱护香港、守护粤语的纯粹情感的普罗市民。事实上，政府近年来在教育政策上，错误频生，市民很难不认真检示教育局的每份文件——不论是政策，还是参考文件。到发现不妥时，有强烈的群众反应，不应简单地归咎于是“上纲上线”就了事。市民对自己的城市有如此强烈的归属感，也愿意为守护这座城市而付出这么多的心思心血，这是为政者应该珍惜及好好运用。若然见到市民有所误解，更必须尽力排疑解惑，而不是逃避问题。
必须谨慎的，是须提防有少部分人，会以类似的事件制造文章，挑起纷争。香港在梁振英管治的五年间，过于习惯事事提防。有少部分人当年已利用了这种群众心理，不断制造社会对立，导致支持与反对建制的群众，出现严重撕裂。今日香港社会渐归平静，林郑月娥虽然还是相对欠缺执政能力，却不是好勇斗狠之人。在这形势下，不论是独派，还是自决派，都必然会费尽心思，寻找各类可以“发大来搞”的议题，包括可以轻易触动人心的各类教育议题。香港现时急须解决的是民生困窘、经济转型问题，若然社会再被牵扯进入这类意识形态争议，再作空转内耗，是极其不智的抉择。要避免就须慎加提防；政府也要明白，不应该再为对手提供可以挑起事端的资源。
表层争议以外，我们还须注意这次粤语争议背后的反殖情绪。宋欣桥的文章，谈论的主体是普通话教育，但谈及的系统问题，却是语文教育政策，也就是“两文三语”的问题。众所周知，两文三语是回归初年就定下的基本语文教育方针。广东话是香港人最有效的沟通语言，也是最有效的教育语言，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在至为理想的教育政策，或语言政策当中，广东话都应该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不论任何人，只要来到香港生活、工作或求学，都必须学习并说好广东话。两文三语政策的关键，是在确立广东话的绝对优势地位之外，我们还要充分掌握普通话及英语。
问题就在这里——何以这次的讨论中，英语好像缺位了？纵使宋欣桥的文章中，直白地指出香港人视用英语教英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于用汉语标准语普通话教授规范中国语文，却反弹甚大。只是我们在这次事件中，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逃避讨论这些问题。事实上，这次的争议，表面上是广东话与普通话之争，但其实我们心底都明白，要真正撼动广东话在香港的社会地位是不大可能的，普通话真正在香港挑战的，其实是英语。
英语与普通话之间，有着明显的政治共通性，就是作为主权国家的通用语言——若然这样说是政治不正确，那我们可以说两者是主宰香港政治经济命运的群体所使用的语言：回归前是说英语的英国人，回归后是说普通话的中共党员。过往广东话被英语欺压，引起反弹，回归后，有部分人误将同属汉语的普通话也当作纯粹的外来宗主国语言，以近乎同样的态度“抗击”。在这种逻辑下，无论是反英，还是反普，本质上有其相通的地方。过往香港人也会反英语，中文作为法定语文运动更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役——当然，这场运动的根本本质是反殖，也是至为合理的诉求，是与今日情绪式的反普通话运动，不可混为一谈。但回归后，保护英语地位反而更能突显香港人与大陆人的分别。在这情势下，使用英语反而成为了香港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纵使我们大部分人的英语水平的确不怎么样），质疑英语优势，反倒成为了对香港“不忠”。所以，社会现时都不反英而改为反普通话，但背后还是同一种的反殖情绪。
简单来说，回归之前，英语是香港精英社群所使用的语言，不论是政治影响力，还是经济作用，都是凌驾于香港人的母语广东话。回归后，使用英语的优越感虽然未见消退，但普通话在香港的政经精英圈中，地位确实在慢慢擡升。主要官员宣誓使用的是普通话——虽然多数政治任命官员及高级公务员的普通话还是“有限公司”，但明显已较回归初期改善。经济上，随着中资公司在香港的力量壮大，以及国内经济实力擡升，普通话在经贸上的力量也是今非昔比。这一切看在香港的“旧贵族”、“英国绅士”眼里，大概都属不是味儿的转变。现时有本土派的人在充当他们的烂头卒，抵抗普通话在香港的发展，他们也是乐于以撑粤语为名，伸出“援手”。但这群精英的眼中，广东话能有什么地位？
说及这点，不是要仇英、仇富或重提反殖旧事，而是要指出，我们在守护广东话的战役上，在殖民地时期已惨败过一役，今日不应再输。以往来到香港的殖民者，又或一般外籍来港人士，都可以坚拒学习广东话。我们除了屈服，对着口讲殖民地语言的人，更心生一种莫名的自卑感。回归以后，在港人治港的大前提下，就应该自豪一点对所有来港者，不论是说普通话的，还是说英语的，都说句：“请学好广东话”。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单靠盲目反对普通话教育，更不是继续抱着盲目崇英心理可以做到。要检讨的，不单是普教中政策，更有英语在教育体系中仍然不可撼动的地位。
但这也不是说是自尊自大，在要求所有人都学好广东话、以广东话作为中学甚至大学主要教育语言的同时，我们也须完全掌握普通话及英语，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最为符合香港长远利益：只有熟操这两种语言，才能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以港口业为例，我们在船舶管理服务领域之所以仍能与上海、深圳、新加坡等航运中心竞争，主因就在于我们既有与新加坡不相伯仲而高于沪、深的英语能力，又有着新加坡没有的“中国特区”优势，令香港在实体货柜交易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仍有足够的能力在亚太区承担港口服务管理中心的重责。同样，普通话既是汉族共同语，也是汉语的主要母言，港人要充份发挥“一国”优势，就必须深刻掌握普通话，这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必然之举。简言之，不论是仇视英语，还是仇视普通话，都是不设实际、不符社会利益的。如果我们的英语及普通话能力稍有下降，我们目前拥有的经济优势就可能随时消逝。
经济以外，当然还有文化的考虑。保护多元文化，突显香港中西交融、古今兼容的特色，是我们发展信念中的其中一项核心价值。据调查，香港现时流通的语言多达27种，除了外来语如东南亚少数民族语言、国内不同地区方言，还是原居民使用的客家话、围头话等。这种多语言混杂的社会环境，本是极为有利于学习不同语言、了解不同文化、扩大见识视野。但失败的语文政策，不但无法善用这些优势，反而令不少新一代的学生，甚至连中、英文也未能有效运用。
社会是时候展开检讨，看看怎样的语文政策，才能令广东话真正名副其实地成为我们最尊重、最爱护的语言，才能令普通话及英语成为我们对外竞争的利器，才能令既存于香港的多种语文可以协助我们扩张视野。宋欣桥在文章中提及，香港要发展有香港特色的中国语文教育政策；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发展有香港特色的多元语文教育政策。这不是无聊问题，政府官员须认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