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枪击案．观察】“无枪世界”的“美国梦”

上周六（3月24日），美国多个城市举行“为我们生命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以向政府施压，争取收紧枪械管制。其中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孙女约兰达（Yolanda Renee King）亦有登台讲话，指自己的梦是一个“无枪的世界”。除了为枪管发声，不少参加者都呼吁民众，在年底举行的中期选举，以选票踢走拒绝枪管的议员。不过有关枪管的争议不单单是“哪种枪械应受监管”或“谁可购买枪械”这类技术性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应置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对自由的阐释，才能理解美国国内为何对枪管有如此壁垒分明的立场。

拥枪等于拥护自由？　一切从第二修正案说起

2017年，美国因枪击死亡的人数达15,000多人，而国内平均每100个人就有88枝枪。每当有枪击案发生并造成人命伤亡，美国国内总会有声音要求加强枪械管制，但其进程可为寸步难行。现实就像一个大轮回，枪击案后民众情绪高涨，事过境迁人们对事件慢慢淡忘，或被其他政治议程挤到一角，到下次枪击案又再有声音要求加强枪管，往复循环。虽然是次游行是自越战后美国最大型的学生社运，单单在首都华盛顿已有逾70万人参与，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但舆论的另一边其实还有平均逾四成民众，支持拥有枪械是“合法权益”，就像本港原居民誓死捍卫丁权。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有关枪管的调查，自1995年起，至少有三成民众支持保护枪械权利，其中该支持率更在2014及2016年达至52%。从此看来，美国人对于枪械权利的重视好比“人权”的一部分，以致在枪管问题上裹足难前。

事实上，说拥枪如人权亦不足为过。在美国有关反对枪管的公共论述中，第二修正案是广为引用的法理基础。第二修正案是由美国国会于1791年核准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中一条，通常被称之为武装权（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其修正案的解释，引发了有关枪管立法、购买、拥有和携带枪支权利的长期争论。

“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

在修正案的遣词用字中，“民兵”（Militia）是备受争议的一环。从宪法原意来看，民兵队伍是指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于英国后，在独立战争（1775年—1783年）时期，保护其社区、城镇、殖民地和国家的“军事组织”。当时不少美国人认为政府会调用士兵压迫人民，并认为联邦政府仅在面对外敌时，才能遣用士兵。如果为了其他目的，则应调用兼职民兵或配备武器的平民。

换言之，当代部分美国人反对枪管，个中原因不只是管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争议，更是世袭自独立战争有关美国国土独立、自由的价值。随着独立战争的开打，拥有武器的民兵与英军作战八年，并成功带领美国赢得战争，脱离英国管治。故此，第二修正案的内在精神，是为了限制专制政府，并赋予公民拥有反抗武器的权利。以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言辞来说，“自由的人应该武装起来，而且还须规训，具有统一而完备的计划；他们的安全与利益建基于助其独立于他人的制造商，供应军火等重要资源。”因此，反对枪管的人不会简单地视枪管为避免人命伤亡的手段，而是挑战和撼动美国立国的根基（当然也有商业考量）。

宪法应该一成不变　还是应该与时并进？

然而，有关枪管的复杂性不只是技术性问题，而是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及其“自由”和“独立”的象征意义。须知道，修正案的自由概念是构建于没有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干涉。

2008年，有人就第二修正案里“民兵”一词的阐释提出诉讼，试图重新确立民兵在当代的意思。在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指标性判决。在保守派法官Antonin Scalia支持下，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比数通过，不论该“人”属于民兵与否，第二修正案都有保障“个人”拥有枪枝的权利，并且可基于合法目的使用武器，如自我防卫。

不过在法理外，有关枪管的两个道德争议仍须仔细思考，才可探索出第二修正案是否仍适用于现今社会。首先是综观由立宪到现在，二百多年来的社会改变。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并未发展出一套完善的警政制度，情况犹如昔日的西部电影，牛仔大多须依靠个人武力执行社会公义和自我防卫，故在内忧外患（英国）下，民众须执起兵器保家卫国。不过，随着美国进入文明社会，现代政府的功能亦陆续完善，加上不论在国家层面或是个人层面，其安全威胁已今非昔比。故此，如果当代的执法部门已经有足够资源和意志执行法规，个人配备武器的权利又是否可以多加约制呢？

再者，诚如上述提及，第二修正案的内在精神是为了限制专制政府，并为民众提供推翻暴政的手段。时移世易，今天社会对于“革命”作为手段的道德要求愈来愈高。自梭罗（Henry Thoreau）提出《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后，公民抗命已成为文明社会对抗暴政的最后合义手段，其论述在道德上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都比武装革命为高。公民抗命强调非暴力的行为应服膺于法治范围（前设是参与者接受被逮捕及惩罚），从而令民众对于不正义法律或权力，能以和平、公开、理性和愿意承担违法后果来体现，同时亦比武装革命“以暴易暴”的破坏性为低，更能凝众社会共识和支持。如果武装革命的思潮已成历史（至少在已发展国家），第二修正案的内在精神还有其合理性继续存在吗？

已故美国海军Jeff Cooper曾在《步枪的艺术》（The Art of the Rifle）一书道出，“步枪本身没有道德的地位，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意志。 当然，它可能被邪恶的人用于邪恶的目的”，说明“人”才是枪击案的元凶。但美国接二连三的枪击案证明，原地踏步并非解决之道，而有关枪管的争议亦非单纯社会问题，当中更交织着历史和宪法问题。从第二修正案的内在精神可见，“为我们生命游行”并非单单彰显支持和反对枪管者的二元对立，内里更涉及建国理念、政府角色和民众权利等一系列抽象议题。但更重要的思考问题是，宪法应跟随社会实际情况而修订，还是应保有其风貌以维护威权性？这难题不仅是白宫需要面对，而是所有为民众福祉设想的政权皆须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