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步操争议核心不在去殖化　而是看待中港关系的态度

据悉，中联办邀约七个制服团体，提议在“金紫荆广场五四升旗礼”改用中式步操。消息甫出，即惹起“去殖化”争议。小事如步操该中或英，都可以引起偌大辩议，根本在于心态。回归廿载以来，中央与港府一直没有把两地关系说清楚，态度闪躲、用词含混，才致令所谓的“去殖化”一再挑动港人情绪。不论是心态还是行动，该改变的都是时候改变了。

步操“去英用中”这种小事之所以成为谈资，关键还是在于“中联办”插手了。据悉，改用中式步操的建议本出于梁振英治下成立的青少年军，唯不得要领。为准备来年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大型活动，中联办终于“协助”青少年军，破天荒因特定议题邀约向各大制服团体开会，并提议改用中式步操。唯结果不如预期，不但童军总会、红十字会等个团队表示会延用英式步操，更惹来“去殖化”的争议。

制服团体改用中式步操，只是改变形式习惯，也就是用刀叉还是用筷子的分别，谈不上什么文化传统。事实上，所谓制服团体的百年传统，不甚确存。香港制服团体的定制、习惯，多是在二战后、特别是六七暴动后针对社会实况所需而陆续确立。若以1997年回归为截点计算，这些“传统”的历史一般只有三、四十载，甚至更短。加上步操这种形式化的表现，在世界各地都各有习例，同时也不断在演变，香港的制服团体改改形式，本质上很难谈得上是破坏文化传统、损害两制差异。这次事件发展至今，中联办与青年军进退失据，可以说纯粹反映两者的眼高手低。

《香港01》曾于“社论”中明言，中联办在港工作要有尺有度，须顾及港人感受，勿失分寸。但这不代表中联办要为顾及舆论，就连必须完成的工作也搁置一旁。中央政府近年强调“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就是要求官员须以精准手段处理关键问题。改变香港社会回避深入认识中港关系的心态，可以说是中联办必须完成的任务。但不少港人向来不愿触踫这类政治课题，也乐于维持固有生活方式，中联办在挑战这种“传统”时，本领稍有不足，就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正是出于这样的大环境，任何涉及中联办在港工作的事务，都可以由小化大、上纲上线，“步操争议”不会是最后一例。

港人大可在这次事件上取笑中联办“此地无银”，但必须认识到时态的重要改变，就是中央政府已不介意借放大小事，以解决大事。若然港人要在这类争议中上纲上线，把小问题提升至“去殖化”的高层次，强调“全面管治权”的北京会如何处理？《香港01》多番强调，习近平与之前的国家领导不同，在处理一国两制问题上，没有多余的包袱，也不绝介意把问题“摊开讲”。

北京如果判定“去殖化”是必须完成的工作，那么向这类争议借点火，顺势推动开展更深层次的去殖化，就不是什么意想之外的事了。当然，这次事件或终止于此，但可以预视的是，北京将会彻底放弃以狭獈眼光看待回归，不但要主权回归、治权回归，还要贯彻落实全面管治权，达成久论而不见其踪影的“人心回归”。简言之，北京或持续借不同议题，迫使港人面对政制、政权上的各种现实。

面对如斯改变，港人必须放弃鸵鸟心态，集中精力向北京据理力争，确切捍卫香港社会利益。令人忧虑的是，不少港人看待这种转变，还是停留于意识形态先行，认为中共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不怀好意，又或简单地认为保留各种“传统”就是体现就是最好的安排。我们更忧虑的是，小事争议上尚且如此，在真正的大事上，港人是否具备真正详细讨论利弊的能力。例如，所谓的“小政府大市场”是香港真正奉行逾百载的“传统”，十分能体现香港的“独特”，也能凸显两制的不同；但把官员用作懒政怠政的保护伞，已持续残害草根弱势多年，这样的传统留之何用？

以同样的思路，到深入讨论一带一路、大湾区等涉及中港融合共利的课题时，我们能否本着实事求是的心态，看待与大陆的合作？在讨论此类争议时，我们必须清晰阐述理据，以事实力证怎样才是对香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能确定“传统”是最有利于公义，就别为守护而守护。大原则是，不要把基本生活习惯或传统异化成妨碍推动变革、认清事理的障碍。

可以预见，这种会挑动中港两地情绪的“小事”，将会陆续再现；社会应该凝聚共识，共同深入探讨这些事件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该处理的事就彻底处理，该改变的心态就彻底改变，别再囿于成见而一再逃避问题，也勿再在这些问题上再闪烁其辞、鸵鸟逃避。在土地大辩论以外，我们更需要一场回归意义大辩论，讨论香港和大陆的关系。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谈那些意识形态的事，更不应用偏见的视野看香港和大陆的交往，只有追求共荣共赢，而非故意制造难题，才是香港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