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建交．01观察】梵蒂冈让步非偶然　务实态度助推进

近日有消息指梵蒂冈与中国达成共识，愿意就主教任命权及地下教会等问题让步，似乎扰攘多年的中梵建交问题又再踏出重要一步。有部分人士认为教廷这番让步是向俗世权力屈服，甚至担忧世界的宗教自由受损。然而，天主教教会建立至今已近二千年，能够经历一波又一波的挑战，正是因为教廷本着务实精神，愿意向现实作出妥协。假若我们了解教廷的历史，便知道中梵建立并不是“会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形式”的问题。

宗教与世俗的互角

罗马天主教教会由公元380年开始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便与政治结下了不解的关系。面对各种挑战与威胁，教廷基于形势而向现实让步，并非稀奇古怪之事。从最早期开始，教会就借助了罗马帝国作为其保护者。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教会顿失保护，更饱受东哥德人、伦巴底人的侵略。为了自我保护，教宗请来了法兰克人帮忙；在法兰克人打败了伦巴底人后，教宗利奥三世更为其国王查理曼加冕成为“罗马皇帝”。旧的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极为需要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去保护它。千多年间，除了法兰克人之后，还有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法国等等，可以说务实便是教廷的一贯作风。

欧洲中世纪末期，社会急速世俗化，打破以往政教合一的格局。教会即便如何恋栈权力，但最终却慢慢将手上的权力交出，由政教不分转型为一个单纯的宗教团体。16世纪初，欧洲爆发宗教改革浪潮，北德意志地区、北欧、英国等先后脱离天主教会的控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更因为不满教会的诸种制肘，于是自行建立英国国教会（Anglican Church，即今日的圣公宗）。教会认清时移世易，并不能默守成规，积极寻求改变，经过了漫长的自省运动，才成为近现代我们所知的教会。

中梵建交指日可待

中梵之间最大的矛盾是主教任命权（investiture）：传统上，教区的主教由教宗任命，决定权在教廷；然而中国却认为这是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提倡“自封自圣”——由国家认可的人任主教。其实主教任命权本身也是教会与欧洲君主斗争的一个产物。中世纪的教会拥有极大特权，主教并非单纯的神职人员，故此教廷与君主自然互相竞争主教任免权。1075年教宗额我略七世更颁布《教宗训令》（Dictatus Papae）确立“唯有教宗能罢免与任命主教”的权力。训令虽出，实际执行上教廷对很多地方主教任免也只能“只眼开、只眼闭”。一直到近代政教分离完成，19世纪中叶教廷才能真正行使全面任免主教的权力。

教廷自1949年后便已逐步退出中国内地，广大的教区和信众也与教廷失去连络。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教廷当然热切希望能重修旧好。教廷非常重视香港的中间人角色：1988年，香港教区主教胡振中擢升枢机要职，往后接任的陈日君、汤汉二人亦同得此殊遇。这种情况绝不普通，在东亚绝无仅有。近数十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天主教会人员积极来往，可见梵蒂冈希望建交之心切。主教任命权到底是否“铁板一块”，相信已是不辩自明。

根据估计，中国的天主教人口至少有500万，更有指近1,000万。梵方一直不与中国建交，表面虽是站稳了立场，但其实只是主动放弃与广大信众重新建立关系，也无法具体改善地下教会的处境。中梵建交当然不可能马上解决内地教众和地下教会受到压逼的问题，但建交却是打破僵局的第一步。到底教廷会如何选择，其实不难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