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倡议】搞Airbnb犯法　其他共享平台都走唔甩　咁点鼓励创科？

“当时收到煮西餐的主人家的地址，她说厨房就在红磡的一家大厦，需要经过一个桌球室，入口就在10号桌后面。然后看到的是有一个柜子，打开了那个柜，推开里面的衣服，居然看到有个入口。每次的晚餐经验都有其特别之处，都是普通餐厅做不到的。”这是Plate Culture香港经理Boni Lin其中一个social dining的经验，但现时基于法规问题却非人人敢参与。

民间大厨可能随时在身边？除了到陌生人家中作客体验民居生活外，原来也可想到陌生人家中共享美食。共享经济平台在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不少人都体验过Airbnb和Uber的服务，而Airbnb饮食版Plate Culture亦早已于2013年在马来西亚诞生，于2016年引入香港。平台把有心在空闲时间做菜的民间大厨和喜爱私房菜、住家菜的食客透过App（应用程式）连系起来，让人人都有机会做大厨，在平台上定价，于家中宴客共晋晚餐。

Plate Culture作为共享经济平台，在港发展却仍然低调。共享经济模式和创科发展密不可分，不少初创创科企业均会从创立App入手，但要成功打入市场，却面对重重厚墙，当中包括法规上的限制。新的经济模式本来就冲击了传统的规管模式，政府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要审视阻碍创科发展的法规，有心要“拆墙松绑”，却欠缺时间表和方向。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于10月时向传媒表示，立法会议员已向局方提出了十多条相关的法例，要求政府检视。但创科局只把法例交予各个政策局或部门跟进，何时交上由特首主理的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跟进，仍是未知之数。要让共享平台百花齐放，政府应成立一个专门审视相关法规的委员会，尽快研究如何为创科带来出路，并同时加强创科的配套发展。

非普通食肆非私房菜　须以新方式规管

“Plate Culture的活动更像一场探险。”平台推广的social dining，著重的不单只是食物，还有更重要的是文化交流。Boni表示，透过social dining，食客亦能了解主人家的故事，平台中现时有很多异国的主人家，她认为平台可透过科技把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拉近。

这种共享平台现时在香港尚未兴起，Boni也承认social dining对很多港人而言仍是较新的意念。在记者邀请部分主人家做访问时，有数个主人家担心访问公开了身分，会因接待食客触犯到法例惹来麻烦，拒绝接受访问。若政府坚持以现有的法例去规管新的经济模式，其实变相是打击这种新兴平台，当创办者明知创办出来的App可能不会合法时，有新的点子可能在未发芽前已死去。在此情况下，政府如何推动更多创新的平台？

Chi Chi是平台上其中一个home chef，她是一个全职的护士，却对烹饪充满热诚，平日自己也会钻研菜式。她主要做的菜都是西餐，但会尝试把很多有香港特色的食材融入西餐中，例如咸蛋、陈皮、大地鱼等。她试过用豆腐取代芝士做carbonara，用陈皮打牛油汁做慢煮鲍鱼，做的菜可谓在外难求。平台提供她闲余时跟别人分享菜式的机会，同时让食客有更多新的饮食选择。

丈夫Terrill认为这个平台让他们跟社区里的人拉近距离，“其实上来吃饭的人都不算是客人，他们更像friends-to-be，我们本来未认识，他们上来吃饭，我们便认识了。”可是，因为他们两人平日都要轮班工作，工时不定，他们每月都只能办一、两次social dining，“所以我们说能上来一起吃饭的人都很有缘！”

他们认为这种共享平台提供的都不只是一个服务。“最难忘的一次是为一对夫妇办的结婚周年纪念，他们本来约了很久也约不成，因为我们本来的时间很难迁就。但结果当天却挂起十号风球了，食材其实已准备了五、六成，但新鲜的打算当天才买，很多店都关上了，我们跟他们商议了一下怎么改餐单，他们也很信任我们，让我们作主。说在街市有什么就买，在街上风雨很大，他们想出外用餐也未必能找到餐厅。最后我们都做好那晚餐，我们便说他们真是‘打风都打唔甩了’。”

Boni认为Plate Culture跟食肆或私房菜不同，它主要是一个文化交流平台，比较像在网上认识新朋友，然后去款待朋友，互相了解。若政府认为需要引入新的牌照模式，他们会乐意沟通，但现时牌照均不适用规管像home chef这类平台。

“政府的取态就是‘你犯法就是犯法’。我跟政府说我有这个意念，叫政府研究修例，你认为政府会怎么说？他们会不会说都没有这个市场，看不见有需要修例？其实合法与否只是一个伪命题。”李兆富以Uber为例︰“你说Uber不等待先修例便进入香港市场是冲击法治，那我Simon Lee等你先修例再慢慢做，你却说没有这个市场没有必要，那‘公就你赢，字就我输’，怎么做呢？”

政府现时的政治架构是难以修改法规的一大难点。他表示，政府现时很多局的定位太尴尬，各局互不从属，若要提出政策上的改变，各局也不知道如何开始，谁去主理。“不同的局表面上是一个团队，实际上却是各自为政。”

他认为政府的架构未能反映社会现实状况，现时政府就是不懂处理这种牵涉多个部门的问题，就把平台都禁止作罢。对于GoBee.Bike共享单车违例乱泊的问题，政府亦是处于尴尬的局面，单车应该交由运输及房屋局，还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单车在香港的定位是文娱康乐活动，是否亦算是交通工具？他认为在香港这部分一直都欠相关的规划。“这些例子反映政府的行政架构思维停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无对应设计面向社会经济转型。”

这种共享饮食平台会对传统餐饮业造成一定的冲击，然而，共享平台和食肆的规模和服务对象有所不同，逐渐开放市场除了可给予消费者多一个选择外，也能让食肆及共享平台透过公平竞争改变服务及食物质素。

涉及不同领域的共享平台对传统行业造成的影响程度各异，故政府在拆墙松绑之际，须考虑到如何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下，有限度开放市场及规管，才能为行业带来长远的良性竞争。政府改组的“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应作这方面的研究，循序渐进地开放市场，设立不同领域的平台营运牌照，迎接共享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