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选．观察】自民党以少制多 反思民主选举

上周日本大选结束，由安倍所领导的自公执政联盟获得修宪所需的3份2议席门槛，被认为得到关键性的胜利。香港人对选举趋之若鹜，认为是民主精神的最佳体现。然而，日本大选的结果，埋藏了民主选举制度许多值得探讨的议题，掀示了徒有选举的民主，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游戏，成为政客自称获得民意授权的工具。在全球民主制度面对困窘之时，为达致民主的真正目的，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改良制度。

选举游戏落入少数人的控制中

这两年是国际政治多事之秋，不少大国先后举行大选。包括去年的美国，和今年欧洲的三大强国英、法、德，以及亚洲的韩国和日本，以至去年的台湾，都有大选。在这些大选之后，胜方都宣称得到民意授权，有执政的资格，而主流大众也一般没有异议。那么，就让我们翻开这些选举的数据，翻出现代选举一个可怕的陷阱——所谓的“多数”，未必真的反映多数的民意，有时只是一个有机心的政治布局。

以刚结束的日本选举为例。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关键，来自日本选举两个特点，一是选民投票意欲低下，另外是选举制度的设计。日本的投票率向来比较低，今年更只有约52%。这造就了自民党能够一直利用一部分人的支持，通过有效的选举策略取得治国大权。除却民主党短暂取代自民党执政外，自民党几乎一党独大。自民党长期的致胜策略是深耕地区事务，并以此垄断地区（小选区）选举所产生的议席。加上日本地区选举又采用简单多票制（first-past-the-poll），对大党十分有利。例如今次选举，自公执政于区选中共得票约50%，但却得到289个地区议席中的215个，占全部的77%。相比之下，在区选表现不错的希望之党得票近20%，却只有18席。

日本众议院465席中，289席（62%）由区选产生，选民投票予个别候选人；而176席（38%）由比例代表制的政党票所产生，选民按所属大区投票予政党，议席按比例代表方式分配予政党提交的政党名单中候选人。

假若我们观察政党为单位的比例代表制选举，就可以更明白地区选举的影响力。在比例代表制下，自公执政联盟总计得票约45%，分配到176席中的87席（近一半），相对比较能反映投票者的取向。当中自民党一党的得票其实只有33%，与排第二的立宪民主党（20%）与第三的希望之党（17%）相差并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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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选举与民主的形式

尽管如此，但单是自民党一党仍得到众议院过半议席，加上公明党的议席更超过修宪门槛，可谓强势政府。可以说，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选举制度对大党特别有利。日本选举投票率并不算高，长期只有五成多点；故此即使民意并不算广泛，但只要自民党能动员一定的支持者，便能有效掌握整个政府。投票予自公执政联盟的人只占合资格者的4份1，占全国人口5份1。极端一点说，自民党只要能掌握全国5份1人口的支持，便能把握国家绝大权力。

若我们再深究全球选举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并非特例，而只是整体现象的一角。现今民主大国之中，投票率向来并不算高，折合起来，投票人数大约都只是国家人口中4成左右（当中以德国与韩国两国偏高）。例如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除了在得票总数比希拉里要低的情况下仍然当选，他得的选票也只占全国选民的4份1，以全国人口而言更不足20%。而被称为民主第一大国的印度，2014年大选中人民党得票更只占整体选民的20.5%、全国人口的13%而已。

即便大部分的选举其实都是由一部分人所主导，但政权仍然宣称自己“得到民意授权”，并以此为理据，去管治余下的人民。无法于选举制度中顺利表达政治诉求的人由此成为“相对少数”。虽然在选举中产生的“相对多数”未必能代表广泛的民意，但在制度上却可以行使很大的权力。当这个“相对多数”与其他“相对少数”产生重大分歧时，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相对少数”往往难以反抗。执政党只要得到半数支持，于制度上仍能推行其政策。少数派反抗的手段有限，即便能广泛召起群众反对使相关政策搁置，但长远而言也只能处于被动角色，最终难以阻挠这些政策通过。日本的修宪，以及香港近年包括国教在内的议题，都体现了这种倾向。

而在近年的政治之中，有人企图以“公投”的方式去解决这类纷争，但假如议题本身没有广泛的共识，公投实际上只是选举制度延伸的一种零和游戏，只会加深社会矛盾，并非解决问题的好方法。要解决这个困境，我们必须认识选举式民主当中的问题，脱离选举作为政治角力，进而思考如何能协调民意，并更好地体现民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