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年的意义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1989年虽然在文章《历史的终结？》的标题用了问号，但他对一己看法显然抱有信心，以至于断言天安门学生运动只是个开始，将逼使中国政治制度改变；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失去竞争力，各地的非自由主义势力不再以其马首是瞻，中国大陆反而会受代表胜利的台湾所牵引着。

福山当然不是论断历史终结的第一人。其私淑科耶夫曾经把历史的终结定义了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并认为随后的历史，包括两场世界大战，不过是拿破仑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制度对外扩张的重复过程。即便是科耶夫身处的冷战当下的苏联和中共政权，亦被其视之为全球欧洲化的插曲而已。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声名鹊起，但在同一年，沟口雄三发表的《作为方法的中国》（方法としての中国）虽然是冲着日本的汉学界而来，与福山之论述并读却是可堪玩味。“为了向世界主张中国的地位当然要以世界为榜样、以世界为标准来斟酌中国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或距离目标还有多远），即以世界为标准来衡量世界，因此这里的世界只不过是作为标准的观念里的‘世界’、作为既定方法的‘世界’，比如说‘世界’史上的普遍法则等等。这样的‘世界’归根结底就是欧洲，所以中国革命在‘世界’史上的独特性结果还是被回收进了马克思型的‘世界’里。”

相反，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作为方法，“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以‘世界’为目标，而只需要向世界展现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自己的世界就可以了。”

今天，只要我们愿意，也可以通过中国这一独特的世界（无论好坏），即透过中国这副眼镜来观察欧洲，批判以往的“世界”。例如，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法”、“契约”？

把在美国的福山、在法国的科耶夫和在日本的沟口对比起来，不难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列宁所说“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意思。高举“文明”、“秩序”、“文化”的欧美虽然看似先进，却可以比从剥削、霸权牢笼中奋力挣脱的亚洲还要落后。如果当年柏林围墙的倒下令世界错失了重新审视“进步”和“落后”的机会，现在的蔽障又是什么？

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毫无疑问为世界带来了莫大贡献，包括了今天许多人使用的手机和电脑都是其产物。惟在历史上西方的“先进”与亚非拉的“落后”却是共时的因与果，正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乃建基于对印度经济和工业化的压制之上，从海外殖民、开拓市场的剥削而来。时至现在，欧美早已扬弃了以军事扩张作为发展手段，但跨国企业的市场垄断以及生产剥削比比皆是，西方现代性牢牢扎根于放任资本主义，带着殖民和帝国主义色彩。

三十五年前的终结论误以为西方的发展轨迹就是唯一选择，普世适用，现在相信再没有谁仍昧于如此假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先是以劳动力密集作为优势，后来又在技术和管理上力求创新，没有以殖民主义作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比起企业凌驾于政府、资本超然于国家，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始终没有让资本脱缰，促进金融的同时坚持以实体经济为主。面对经济危机，美国印钞以输出通胀，中国排除大水漫灌。

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七十五年之际，环看全球冲突有增无减。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乌克兰没有得到安全，巴勒斯坦人立国无望，以色列先后击杀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首领，黎巴嫩、伊朗以至阿拉伯世界随时被牵进一场大规模战火之中。国与国的关系看似此消彼长，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以另一个国家为代价。然而中国人既崇尚“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自然相信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处处都有合作机遇。中国以至更多非西方国家能否作为一个方法，让人重新理解何为发展、现代和进步，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和平注入新能量？此等问题如今正值冷战结束以来至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