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梁粉”获颁大紫荆　就会赢得市民敬重？

香港政府公布今年的授勋名单，共12人获颁大紫荆勋章，追平1997年纪录，获颁授勋衔以及获得嘉奖的更多达300多人，由于名单中不少是外界所认为的“梁粉”，社会上有人批评梁振英将授勋当作政治酬庸，令制度变质。但是，公众不妨重新审视现今授勋制度的内在价值，再衡量是否值得为此大动肝火，抑或只需一笑置之。

马照跑．舞照跳　勋章也照颁

回归20周年之际，不少人在讨论“一国两制”是否成功，当各方就本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状况作出辩论，甚至吵得面红耳热的同时，却少有谈及授勋制度，其实这正是“平稳过渡”、“马照跑，舞照跳”的最佳体现。

香港授勋制度，其实源袭回归以前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共设5等，分别是爵级大十字勋章（GBE）、爵级司令勋章（男称KBE；女称DBE）、司令勋章（CBE）、官佐勋章（OBE）、员佐勋章（MBE）。

回归后，香港不再是英国属土，改制是必然之事，而授勋制度实行多年，也无必要就此废除，故自1998年起创设崭新的“香港授勋及嘉奖制度”，较受著目的有大紫荆勋章（1等）、紫荆星章（金、银、铜3等）、荣誉勋章（1等），共分5等，可说是一定程度上衔接旧有的授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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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勋虽有机制　评审本来就主观

是次争端的源起在于授勋名单，它被质疑为梁振英“益自己人”。的确，授勋程序有一套制度，由政务司司长、2名非官守成员、5名官守成员组成遴选委员会，负责初步甄选有关授勋、嘉奖及委任非官守太平绅士的提名，再交由行政长官决定。此外，所有勋章亦有其特定的颁发条件，例如大紫荆勋章为“表扬毕生为香港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

纵然如此，须注意的是，授勋制度本身便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此非同于体育竞技，能有实在的标准衡量参与者的表现，从而分出高下。综观政府网页上对各个勋章的介绍，它们的颁发准则皆离不开“贡献”、“成就”、“领导”、“杰出表现”。以金紫荆星章得主之一，即将卸任的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为例，他任内曾无数次被各界批评表现不称职，可是若有人要跳出来为他辩护，也总会找到些理由，难道就要因此要将之闹上公堂，申请司法覆核？

相反，若授勋名单上以泛民阵营为主，相信结果也是大同小异，引来“蓝丝”搬出理据，质疑其获授勋的正当性与认受性，可是这样的讨论，终会只会变成意义不大的“口水战”。说到底，只要跟足“游戏规则”，谁该获颁勋章的争论，到最后只能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从一开始，授勋本来就是一件主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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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一个“荷兰水盖”　不等于戴上光环

而且再想深一层，即使获授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随之亦不会附带任何实质的特权或利益。在旧有大英帝国勋章制度下，所有受勋者会在公开活动中排列于名单之上，而取得头两等爵级勋章而同为英国公民者，可获得爵士头衔，充其量只是让获颁授勋章者在精英阶层“威风”一下，仅此而已。现今获颁香港勋章者，也就只有在其名字后加上所属称谓或英文缩写，例如“大紫荆勋贤”或“GBM”。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又有几多人说得出GBM、GBS、SBS、BBS代表甚么？

诚然，授勋之事终究只是一个形式，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名声或公信力未必成为正比，这正解释了为何各式勋章长久以来被社会揶揄为“荷兰水盖”。若一些尸位素餐、碌碌无能官员，又或其所作所为非从社会最大利益出发的人士，即便基于某些原因获得授勋，也改变不了他在大众心中的负面形象。反之，一些默默耕耘、施恩不望报的善长，又或者因为执行公务、为保护市民生命财产而殉职的优秀公务员，不会因为他是否获颁一个“荷兰水盖”，就影响社会人士对他的敬重。

事实上，虽然对于不少“达官贵人”来说，获颁一个勋章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方面的追求。早前，唐英年在曾荫权案中作供时谈及，2011年有一位获推荐颁授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的人士，婉拒了接受此勋衔；被誉为“民间特首”的刘德华，去年也缺席了政府向他颁授铜紫荆星章的仪式。对大众来说，也许非所有获授勋者皆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可是当想通了所谓的授勋制度所为何事、又有甚么价值，谁人获得授勋、谁人未获授勋，真的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