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揭发者｜简朴房是否软对抗？房策的治理困境与意识形态博弈
香港的房屋问题长期以来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这座城市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治理困境。近年来，特区政府推出的“简朴房”政策，旨在改善㓥房居民的居住环境，却引发了关于政策有效性与政治意图的广泛争议。本文将从多角度剖析简朴房政策与“软对抗”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香港房屋政策为何陷入“治标不治本”的怪圈，并分析政府在处理㓥房问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考量如何压倒了实际民生需求。通过检视简约公屋的成效、大数据应用的缺失以及民间创新方案被忽视等问题，本文将揭示当前政策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并对香港房屋问题的出路提出建设性思考。
简朴房政策的表象与实质：规管主义的治理困境
香港政府于2025年6月正式向立法会提交《简朴房条例草案》，标志着对㓥房市场的全面规管进入立法程序。根据草案内容，所谓“简朴房”必须符合一系列最低标准，包括内部楼面面积不少于8平方米（约86平方呎）、设有独立厕所、满足消防安全与结构安全要求等。从表面看，这项政策旨在提升分间单位的居住品质，结束香港长期存在的“上床下厕”等非人居住环境。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更乐观预测，四年后将有约8万个合规格的简朴房供应市场。然而，这种“规管主义”的治理模式，实际上却回避了㓥房问题的核心——供应不足，转而将责任转嫁给业主与市场。
简朴房政策的设计存在多重矛盾。一方面，政府为现存分间单位设立为期12个月的登记制度，并给予36个月的宽限期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却未同步提供足够的经济诱因或技术支援，特别是对资本有限的老业主而言，改造成本可能成为沉重负担。
为什么房屋局不可以像教育局/发展局推出改装办公大楼和酒店成为学生宿舍的模式 ，提供更多合理居住水平的小型单位 ？ 更为关键的是，政策完全忽略了租金管制这一核心问题——即使㓥房改造为简朴房，在供应未增加的情况下，租金很可能因改造成本转嫁而进一步上涨，加剧基层负担。何永贤虽声称近年㓥房租金下跌1.9%，但这一数据与私人住宅租金8%的涨幅相比，恰恰反映了㓥房市场的价格刚性与基层租客的议价能力薄弱。
从治理逻辑来看，简朴房政策体现了香港政府回避结构性改革的一贯作风。政府选择对现有市场进行规管而非直接介入供应，反映出一种“最小政府责任”的意识形态，与解决㓥房问题所需的积极干预主义背道而驰。这种做法与新加坡政府大规模兴建组屋、直接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批评直指核心：政府应首先建立全面的㓥房户名册，透过针对性供应政策帮助居民脱离困境，而非将责任推给市场。这种“规管代替供应”的思路，正是简朴房政策难以真正解决问题的深层原因。
从“软对抗”到“真破坏”：房屋政策中的政治叙事建构
近年来，“软对抗”一词在香港政治语境中频繁出现，特首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明确将“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企图挑战中港管治”的行为定义为“软对抗”，并强调《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将对此进行规制。这种论述难免令人以为，当局将社会各领域对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见——包括对房屋政策的批评——都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下审视，形成了一种“泛安全化”的政治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公务员未能“主动维护国家主权”也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对抗，但是房屋政策这类民生问题被赋予了超出其本身的政治意涵。
将简朴房政策置于这一政治语境下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吊诡现象：政府不作为本身可能成为“软对抗”的源头。当局声称要防范“透过社会议题挑起矛盾”的“软对抗”，但过去多年对㓥房问题的漠视恰恰导致了民怨累积，为社会不满提供了土壤。香港目前有逾20万人蜗居于环境恶劣的㓥房，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约6平方米，这种长期未解决的民生困境本身就是对政府管治能力的质疑。当局如今以简朴房政策作为回应，却又拒绝采纳大数据分析、产业化解决方案等创新手段，这种落后治理模式与市民期望之间的落差，反而可能强化社会的对抗性格。
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将年轻人申请公屋标签化为“躺平”群体的言论，反映出一种责难受害者的思维模式。这种论述将住房问题归因于个人选择而非结构性供应不足，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社会分化。正如学者钟剑华所言，现时香港“连消极应对政权都唔得”，任何不积极配合政府政策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对抗。这种“非友即敌”的二元思维，使得房屋政策讨论失去了理性空间，民生问题被政治话语所淹没。
供应短缺与政策失灵：简约公屋的局限与民间创新的忽视
面对严峻的住房短缺，香港政府近年推出了“简约公屋”作为过渡性措施。李家超政府宣称这一创新政策已使公屋轮候时间从6年缩短至5.3年，但这一成就与庞大的需求相比仍显得杯水车薪。目前仍有超过30万户家庭轮候公屋，而简约公屋的目标仅为3万个单位，供需缺口依然巨大。更为关键的是，简约公屋多位于元朗等偏远地区，缺乏就业机会与社区配套，对居于市区㓥房的基层家庭而言，搬迁意味着工作、子女教育与社会网络的中断。这种地理错配问题使得简约公屋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与政府政策形成对比的是，香港民间已自发探索多种住房解决方案。有年轻人开发配对平台（app），帮助租户寻找价格合理的小型居住空间；社会企业尝试改造工厦为过渡性住房；更有团体提倡利用市区重建局空置单位或发展商暂时未开发的土地作临时住房用途。这些自下而上的创新方案，本可作为政府政策的有益补充，却因缺乏官方支持与制度认可而难以扩大规模。政府对民间创新的漠视，反映出一种官僚惯性思维——宁可坚持传统公屋建设模式，也不愿拥抱创新可能带来的治理风险。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提出的“产业化”解决思路尤其值得关注。该建议主张透过系统性数据收集，精准掌握不同类型㓥房户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多样化的住房方案。这种数据驱动的政策制定方式，本可帮助政府摆脱“一刀切”的思维局限，却因当局对大数据应用的消极态度而未能实现。在数字治理已成为全球趋势的今天，香港房屋政策仍停留在“经验决策”阶段，缺乏科学化的需求评估与效果监测机制，这无疑加剧了政策失灵的风险。
意识形态优先于民生：房屋政策中的政治考量
深入分析香港房屋政策的演变，不难发现官僚行政方便考量经常压倒社会需要。政府将简朴房立法置于优先位置，却延缓了粉岭第17区公营房屋发展计划，理由是“地质复杂，地基成本高”。这种选择性推进项目的做法，令人质疑当局是否真正将住房供应作为首要任务。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辩称要按“成本效益”调动项目优次，但对数十万轮候公屋的市民而言，这种解释难以平息对政策优先次序的质疑。
更为深层的矛盾在于，香港房屋政策被赋予了超出其本身的政治象征意义。政府强调加强“爱国精神和国安意识”培训，甚至把简朴房立法与“爱国者治港”原则相联系，这种政治挂帅的思维模式，使得社福机构与民间智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被削弱。结果是，像简朴房这类政策更注重形式合规（如设置独立厕所）而非实质居住品质提升，更强调“依法取缔”而非“以人为本”的解决方案。
政府对“软对抗”的过度关注，也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当大量行政资源被投入国家安全教育展览厅建设、公务员国安培训等形式化项目，房屋政策所能获得的注意力与执行力是否受到挤压？这种安全化思维与民生领域的对碰，使得香港治理日益呈现“重政治轻民生”的倾向，进一步加剧了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讽刺的是，这种不信任恰恰可能成为政府所担忧的“软对抗”的温床，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超越对抗思维：香港房屋政策的出路思考
要打破香港房屋政策的僵局，首先需要超越“软对抗”与“硬规管”的二元对立思维。将政策批评一律视为“对抗”，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扼杀政策优化所需的理性讨论空间。政府应当承认㓥房问题的复杂性，接纳包括学界、社福机构、民间团体在内的多方意见，形成包容性治理框架。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提出的“官、民、商、社通力合作”模式，正是指向了这一方向。
在具体政策层面，“供应侧改革”仍是解决㓥房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不仅意味着加快公屋建设速度，更需要创新土地开发模式，释放闲置土地资源，并考虑引入过渡性土地使用政策。同时，政府应积极采纳大数据技术，建立全面的住房需求数据库，实现精准施策。对于无法立即获配公屋的㓥房户，可借鉴国际经验，提供定向租金补贴而非单纯依赖市场自我调节。
对简朴房政策本身，应当进行务实调整；一方面加强对业主的技术与财政支援，确保改造可行；另一方面设立租金调节机制，防止改造成本全数转嫁租客。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同步推进《床位寓所条例》的修订，将规管范围扩展至太空舱、笼屋等劣质住所，避免简朴房政策导致居住问题在不同形式间转移。
从长远来看，香港需要一场住房观念的变革。将住房视为基本权利而非单纯商品，将住房政策从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回归其改善民生的本质。这要求政府摆脱“规管即治理”的思维定式，真正承担起提供适足住房的国家义务。只有当每位市民都能享有尊严的居住环境时，“软对抗”的社会土壤才会真正消失，香港才能实现真正的“由治及兴”。
香港的房屋困境非一日之寒，也不可能通过单一政策一蹴而就地解决。简朴房作为一种过渡措施或许有其必要，但若将其视为终极解决方案，则无异于自我欺骗。真正的变革始于承认现有政策的局限，勇于探索创新路径，并将市民福祉而非意识形态纯度作为政策评估的最高标准。在这条路上，香港仍有很长的距离要走，但方向已经清晰可见——更多的供应、更聪明的治理、更包容的社会对话，以及最终，更公平的住房权利分配。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