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思｜千年文明对话：中日文化互鉴
我们经常听到“文化互鉴”这四个字。文化究竟如何“互鉴”？我尝试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文明古国之间的千年文明对话，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鉴。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交流的历史可追溯至几乎二千年前。从古代的文字、制度、艺术，到现代的流行文化、动漫、科技与生活方式，两国在相互影响中既保留了各自特色，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这个中日文化圈，有重叠之处，有融合开花，亦有各自精彩。这种交流并非单向的“输出”与“接受”，而是一个动态的、双向的互相启发、互相进步。
中日文化关系之深厚，在世界文化史并不多见。唐代诗人白居易以他的《琵琶行》、《长恨歌》等诗篇、以他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千古名句，让他在生时已经红透日本。根据历史记载，白居易在中国名满天下时，日本天皇和朝廷文武，以及整个上层社会，都视白居易的诗为必学知识，连民间亦设立专门研究白居易的诗社。那是一千多年前，中日之间书信来往都异常艰难，但文化却飘越万水千山。白居易的诗歌，推动了日本“和歌”的发展；白居易诗歌所表现的简雅意境，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文学发展、审美观、和庭院设计。
直到今天，若去洛阳旅游，经常会碰到日本游客，他们都是去寻访白居易故居和足迹。1988年，日本一个文化组织在前往洛阳，在白居易的墓园立碑，尊称白居易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中国的文化，同样深受日本影响。大家都知道日文有很多“汉字”。但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和新知识，过程中日本以汉字创造了大量新词。这些源于日本，用汉字创作的新词，再经清末留日学生和翻译家反向输入中国，程度非常广泛。例如在学术方面的名称“经济”、“科学”、“哲学”，都是源于日本；自然科学的“细胞”、以及日常用语如“图书馆”、“化妆品”等，都是源于日本。 有多位研究汉语历史的国内学者的共识是，现代汉语中约一半至七成的社会科学常用术语源于日本。
语言是文化的根本，汉语和日本语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两者融合然后开创新词语、新概念，这是文化互鉴的真谛。
除了文字外，中国亦从日本学习其佛教改革精神，茶道、山水审美。近代史中，日本吸收西方科技与制度，亦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包括周恩来、秋瑾、鲁迅等都曾留学日本。鲁迅和郭沫若等中国文学大师的文学创作与风格思想，都受日本文化影响。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亦借鉴日本经济管理、工匠精神、与现代城市规划。中日文化互鉴是长期、深层、没有间断的双向对话。
其实早在隋唐时代，日本便派遣使节来中国，将律令制度、儒学典籍、佛教宗派、建筑技术引进日本，形成“唐风文化”。京都、奈良的城市设计，便采用了大量古都长安的设计，亦即是今天西安的大唐雄风。
然而，步入21世纪，中日两国虽在旅游、饮食、和流行文化上互有交流，但整体文化理解却有所“浅化”与“消费化”。更让人惋惜的是，政治层面的历史争议与炒作，令两国之间有部分民意走向对立。例如部分中国舆论把有些国人“过度著迷日本文化”视作“崇日媚外”；日本保守派则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抱持警惕，担心这是“软实力渗透”。这种将文化交往政治化的倾向，不仅无益于民间理解，反会扭曲互相欣赏的文明对话。
其实，正因为地缘政治的升温，中日之间的文化互鉴，更具时代意义、更具现实需要。中日若能深化以文化为桥梁，展现互相欣赏、互相启发的精神，以民间力量、民间影响，带动两国之间的友谊，打破“文明冲突论”的迷思，并向全世界展示：文化交流，可以缓解国家之间的矛盾，强化彼此是地球村的同一个整体的观念。
若要真正深化中日文化互鉴，必须从零散的民间互访、偶发的展览活动，走向制度化、常态化的对话平台。香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可以透过民间智库、文化机构、大学合作为核心，促进文化艺术多元领域的长期交流。同时，应鼓励双方年轻人互访交流，设立更多以文化体验为主轴的研学交流项目。
基于这个精神，团结香港基金作为香港领先的智库组织，亦经常举办跨文化交流活动。例如于本月26日举办的香港-日本文化交流对话，由香港日本文化协会理事福田惠子作主题演讲嘉宾。欢迎公众人士免费参加。
中日“文化互鉴”有千年的历史沉淀，能够超越政治上的短期波动。这是两国关系的长远基础。坚持开放互融的态度，中日才能携手开创东亚文明的新篇章。
作者陈智思是团结香港基金主席。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