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自得｜八大校长：躺在历史的十字街头
世界教育史上，“留学”是单向流动，由东向西。中华学子寒窗苦读，一有机会便背起行囊负笈西方大学，因为那里有更好的老师、更尖端的知识、更美好的将来。 但今天历史变了。东升西降不可逆转背后的动力，是中国大学的科技创新不但迎头赶上，更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学科，实现超前，而这个超前还不断加速。于是历史开启了新章：全球学生欲踞时代尖端，需考虑“由西向东”的留学。
中国现代史上“留学西方”给人憧憬的高度，不是西方大学本身的声望能够解释，更重要的原因是留学生本身的光辉。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革命而被斩首的女革命家、“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是留学生。以纸船寄母亲的冰心，是留学生。“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设计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才女林徽因，是留学生；“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狂追林徽因而不果的诗人情圣徐志摩，是留学生。以《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奠基者的鲁迅，是留学生。写《荷塘月色》和《背影》而列入百年语文教材的朱自清，是留学生。《黄河大合唱》的作曲家冼星海，是留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学森等科学家，是留学生。因为他们，穷兵黩武的美国才不断重复“不想和中国开战”。周恩来、邓小平，是留学生。是这些留学生的伟大，不是西方大学的优秀，使“留学西方”成为中华学子的无限向往。
伟大的留学生还有很多，如中国有史以来大学校长第一人蔡元培。他是晚清进士，出洋留学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而在香港，八大院校的历任校长几乎都是留学生。但他们是近代的留学生，与早一辈留学生不同。早一辈的伟人为“留学生”这个称号添上神圣的光环。近代的留学生，带着“留学生”的光环回来，出任本港大学要职，是这项高贵称号的获益者，不是贡献者。
香港从地理历史和政治上属东，文化和思想上融会东西，学术上偏西。这些条件使本港大学有能力成为西方学生东来留学的集体向往。但我们抛出全费奖学金去西方招生，依然不成气候。
不要说吸引西方学生，连对本地学生的培育也成疑。本港学生考入本港大学时是世界一流，毕业后是世界三流。这有数据支持：全球最权威的国际学能测验“PISA”试中，本港中学生的成绩长期高踞前列。但他们大学毕业后却只成为“保持社会现状”的三流力量。殖民地时期高等教育的成效，至今未变。
反观西方大学，香港的三流学生，入读美国的二流大学，毕业后成为一流的学者，这些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浸会大学前校长钱大康教授读中学时，主要科目几乎“满堂红”，入读本港大学的机会是零，于是远走高飞，却在美国飞出了成绩，成为第一代人工智能“视像识别”的科学家，曾任职美国太空总署，并获美国列根总统颁发“青年科学家奖”，是货真价实的一流学者。我在此“揭发”钱校长的“红底”，并非挖他之短，而是他自己在公开演讲中以他的“红底”履历来激励学生。
中美博弈，美国对中国学者和留学生的不断打压，非一时之举，而是会持续的大趋势。本港大学第一时间表示：欢迎哈佛学生来就读。这是“香港仔”式的小聪明，值得点赞。但大学更需要的是以大智慧作出改革。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课程配置改革。
东升西降大趋势的“东升”，是因为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邓小平便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条路线至今不改。今天国家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是其延续。国内大学每年培育出来约一千万毕业生中，达52%是理工科毕业生。他们以科技兴国，波澜壮阔。
“西降”是因为美国大学最吃香、最多学生修读的是商学院和金融。同一职级的教授，商学院尤其是金融系教授的薪酬，远高于理工科的教授。商学院的排头场面身光颈靓，学生趋之若鹜。于是今天美国大学“第一生产力”毕业生占比已下降到约25%。百分比不及中国一半，绝对数字不及中国六分之一。东升西降还能逆转？
理工科产生了电子工业、生物科技产业、信息和互联网时代、数字产业、人工智能产业。金融商学和特朗普欢迎中国学生去修读的莎士比亚，产生了什么产业？数十年下来，美国金融霸权的“优势”，掏空了美国“第一生产力”的人才炼。
香港高等教育偏西，学科配置和美国差不多，八大院校学士毕业生只有28%是理工科。而“非产业类”的学科，却阵容鼎盛， 例如1.5%本科毕业生是社会工作系，2%是新闻传播系，这些数字远超国际平均与及本地需求。
社工系和新闻系学生都是志存高远，明知毕业后薪酬远低于工商管理和金融系毕的同学，但他们依然一片热忱，淡薄名利，值得敬佩。但香港也需务实：社工提供兜底保障，不会带领群体脱贫，是保持现状的力量。脱贫靠的是生产、创富、创造机会。中国使八亿人脱贫，靠的不是培训社工大军，而是靠“第一产生产力”毕业生的建设和创造。国内大学社工系毕业生的占比，不及香港的八分之一。
当然，就算把香港院校社工学位占比增加一倍，招生也会满额，因为一流学生面对三流的学科配置，冇得拣，这是学科配置制度下的“被迫选择”。如果适度削减社工学额，改为新质生产力科目如“人工智能教育”或“智能影像艺术”，学生定必蜂拥报读。这两门新兴学科，并非我“随口噏”出来的，而是国内大学今年官式公布的新增学科。 内地高校每年新增数十门新学科，删减过时的学科，紧贴时代尖端，创造机会，燃点青年壮志。反观香港，回归已久，但高校的学科配置依然冻结在殖民地时代模式，配合当时“维持现状”的管治需要。教育局和教资会以及八大院校，从未曾以新时代的全局眼光作出系统性的全面检讨。
原因有二：教育局和教资会明知改革定必会有反弹，故此以“院校自主”为借口，以“不作为”来避雷。大学决策层同样不敢改革课程配置，以免社工和新闻系和莎士比亚等老师和学生联手冲击校长室。
大学真的难以改革？香港公开大学原本就是“函授”课程的学院。2010年代中期，该大学财政困难、招生困难，教学困顿，人才钱财教材皆困，遑论什么学术研究贡献。于是披荆斩棘，改革创新，数年之间革新课程、设研究院、扩建校舍、拓展生源，不但转亏为盈，更能够破天荒给全校教职员发放“年终花红”，是全港大学史无前例的“创举”。在师生一心、锐意革新下，数年间“遥距大学”成功转型为综合型大学，然后修改法例，正名为“都会大学”。今天都会大学是实打实的全日制综合型应用科学大学。八大院校的每名本科生每年获政府资助约20万元，都会大学只有少数学生稍获资助，但毕业生质素直追八大院校。如此成绩，谁说大学难以改革？这位香港高等院校改革者，是黄玉山校长。
香港高等教育正身处历史的十字街头。进行改革，便可以高踞“东升”的尖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安于现状，便会沦为“西降”的的尾巴、辜负本港的一流学生。八大校长，是选择躺平在历史的十字街头，还是承传早一辈“留学生”的伟大，在历史的十字街头，认定方向，然后披荆斩棘前进？
作者杨志刚，是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中文大学前专业应用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