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欢｜小贩何以成为香港城市治理难题
香港的街头小贩，曾是城市烟火气与基层文化的象征。开埠初期，小贩随转口贸易的兴起而蓬勃发展，被视为经济与社会稳定的重要部分。七十年代，港府透过停发牌照、设立小贩认可区来解决市容卫生问题；回归后，政府更以资助形式鼓励小贩交回牌照。尽管2009年起放宽政策，重新签发部分牌照，但持牌固定小贩摊位从八十年代末的2万个大减至近年的不足5000个，流动小贩几近消失。
这种从包容到严格规管的转变，削弱了小贩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更淡化了其文化价值。小贩文化远不止于市井烟火的表象，而是城市空间设计、文化符号和微型经济形态的综合体现。战后物资缺乏时，有小贩独创出碗仔翅、鸡蛋仔，让港式街头小食扬威海外；“水饺皇后”臧姑娘从木头车摆卖到创立“湾仔码头”品牌，其励志故事更被搬上银幕。这些案例证明，小贩既是基层自强的象征，亦是文化创意的孵化器，更是维系社区情感的纽带。这份文化与精神价值，正是香港需要珍视与传承的资产。
放眼全球，小贩文化从未被简单视为“市容问题”，而被赋予了更高的文化与经济价值。新加坡将小贩中心成功申遗，正因其促进社区互动、凝聚多元族群的社会价值。当地政府开放牌照市场，允许牌照转让与重新分配，并推行培训计划引进新血，避免行业断层。欧洲的圣诞市集则展现了小贩文化的季节性魅力，德国纽伦堡圣诞市集将美食、手工艺与表演艺术融为一体，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并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产业。悉尼、伦敦等地也通过活化市集并制定发展指引，打造独特的文化地标。内地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深圳近年放宽路边摊贩限制，划定专属区域，夜市人流较以往增幅逾倍，成功激活夜间消费与城市活力。
相比之下，香港的小贩文化虽有深厚根基，但政策多年来侧重执法，将小贩与“阻街”划上等号，未能充分发挥其文化与旅游潜力。小贩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共空间的治理逻辑。香港长期将公共空间高度规范化，市民参与规划的权利被压缩，小贩更被视为“秩序破坏者”。
政策遵循“以人为本” 小贩不应“强制管理”
根据香港法律提到，香港市民拥有营业权，且“香港人的营业权主要指在香港合法经营业务的权利，包括成立和经营各种商业实体”，然而法律并没有明确对于“小贩”或者“流动摊贩”背后所体现出的香港市民营业权进行明确定义。仅仅从市容市貌的角度来讲，究竟小贩有无阻街或影响环境，政府执法人员拥有绝对的解释权，摊贩经营者并无议价空间。然而从公民营业权的角度而言，似乎从现行法律出发，两者之间的议价空间发生改变，不禁让人心生疑问：小贩的营业权是否需要保障？
随著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众素质的提高，政府管理日益现代化和科技化，流动商贩对社会秩序、卫生、安全的影响应是越来越小的，流动商贩不但不是一座城市的负担，反而能缓解城市内部的就业压力，便利市民的生活。任何的治理模式都不会是完美的，最重要的是治理的目的。政府政策需要坚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流动商贩的营业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政府不应该从“强制管理”的角度出发，而应该考虑如何为流动商贩提供更安全便捷的营商环境，任何一种管理都应该是融入在温和的、包容的社会气氛中的。流动商贩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政府依旧任重而道远。
为唤醒小贩文化的潜力，政府需重新审视相关政策，设立规范化管理框架，同时优化公共空间利用，将小贩文化融入城市设计与规划中。一座城市的灵魂，不在摩天大楼的光鲜外表，而在街角巷尾的人情温度。香港的小贩政策不应止步于“取缔与收容”，而需重塑其文化与经济价值。唯有拆墙松绑、创新治理，方能让小贩从“城市问题”转为“文化资产”，将一个减号变为一个加号，在现代都市中焕发新生。
作者江玉欢是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执业律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