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经管｜聚焦香港收入不均
作者：方伟晶（香港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洪雨林（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金融系博士生）、张丽晨（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朱晓冬（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
1、引言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对香港情有独钟，因它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政府干预最少。这种自由市场与最少政府干预的概念，最早由港英殖民政府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一直被历任财政司奉为金科玉律，无庸置疑。在佛利民到访香港60年后，这座城市成为了亚洲地区的主要金融中心，根据2023年《福布斯》的排名，香港亿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纽约，位居全球第二。截至2021年，它还是世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为49,800美元。
在经济成功的同时，香港亦正面临重大的社会挑战。香港的房屋市场是全球最昂贵的，楼价高企导致2022年的港人置业率仅为5.5%；相比之下，它的竞争对手新加坡同年的置业率则高达89.3%。据估计，全港约有2万人居住在面积只有30平方英尺的分间楼宇单位（俗称“㓥房”），其中约有34,000名儿童。在香港的住房不均问题背后，是高度的收入不均，住户收入的坚尼系数超过了三藩市和伦敦；有意见认为此一差距是2019年香港社会动荡的主因之一。
尽管香港的收入不均问题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但在工资、个人收入、住户收入和政府转移开支等横向不均方面，仍缺乏全面的分析。在本文中，笔者根据香港1981至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经济不均进行了系统和多方面的分析，涵盖了每波约94,000个住户，即住户总数的5％。基于所得数据，笔者集中探讨1997年回归前后的种种不均趋势。有关讨论很重要，因为过度的收入不均可能侵蚀社会凝聚力，导致政治两极化和社会不稳，造成一大公共政策问题。
本研究旨在确定过去25年来香港个人工资和住户收入模式的变化。结果发现，工资不均日益加剧，或由导致整体住户不均恶化的高收入者引致。尽管住户收入中位数上升，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最贫穷住户的收入正在倒退。总之，这些发现描绘出一幅香港经济不均的图像。再者，也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发现。笔者观察到两性工资趋于平等，而自回归以来，特区政府转移开支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笔者亦发现高技能和低技能就业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已见缩减，因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大大扩充了大学收生人数。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香港的不均现象相信更为严峻。在收入分布方面，“小政府”模式在香港可能已站不住脚。
2、历史和制度背景
在1950年代的韩战之前，香港一直扮演转口港的角色。根据宋（1986）基于特区政府的历史档案的估计，韩战前，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货物中约有80％再转口海外，货量相当于当时中国总出口的16％。1951年，联合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香港的转口港角色随之渐趋式微。
为应对形势转变，香港制造业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经历了快速增长。中国内战期间，来自内地的制造商和资本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资源，促进了香港的工业发展。黄（1988）在其关于上海企业家移民香港的经典著作中，描述了上海纺织业在1949年之后，如何在港重建起来，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成为本地经济的基石。该行业从1950年的132,000个纺锤扩展到1970年的900,000个。此外，玩具和手表等相关行业也同时蓬勃发展。
随着制造业基地日益扩充，本地对低薪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大增，以致大批来自内地的难民涌进填补这些职位空缺。这种工业化的经典情景助长了收入不均，劳资关系泾渭分明。工人的工作和居住条件恶劣；本地工业化进程急剧下，贪污蔚然成风，加上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一定影响（Yep2023），种种因素叠加起来，以致香港在1967年爆发暴动，暴力冲突导致51人死亡和近5千人被捕。
新总督麦理浩爵士于1971年11月抵港履任之后，政府开始重建历经1960年代暴动洗礼的这个殖民城市。麦理浩推出各种政策，为香港未来数十年的经济繁荣打下基础，包括实施9年免费教育、10年房屋计划、设立廉政公署，以及兴建沙田、屯门等卫星市镇。1980年代，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合称“亚洲四小龙”。
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经济改革，鼓励外国投资，香港制造业逐渐北移。1980年代，香港教育的扩展令完成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增加。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从内地涌入寻求经济机会。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供过于求，以致高等教育回报有限。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的收入不均与性别收入差距并存。作为制造业中心，大量低薪女工获聘，Salaff（1995）广为人知的著作中，就对1970年代香港工厂女工的情况详加描述。这种职场模式加剧了性别不平等。1980年代服务业的增长为男性和女性创造了大量低薪工作。正如范和雷（2003）指出，从制造业转型为服务型经济，加上服务业中较小的性别工资差距，有助于缩窄香港的性别收入差距。
社会对性别问题的意识日强，逐渐缩小的性别收入差距更透过立法方式加以巩固。平等机会委员会于1996年成立后，立即实施1995年的《性别歧视条例》。在提高性别问题意识和处理性别歧视投诉方面，该委员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意识有所提高，女性雇员也从中受惠，以致收入不均大为减轻。
虽然香港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但亦已通过各种计划致力为穷人提供支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在1993年推出，以协助有需要者，其前身为始于1971年的公共援助计划。多年来，综援计划的援助金额和申领资格屡经修订，以适应经济情况的转变。除了这个计划之外，政府还实施了在职家庭津贴计划，根据父母的工作时数向家庭提供津贴，每名合资格儿童还可以每月获得津贴。此外，还推出了幼稚园及幼儿中心学费减免计划、幼稚园学生就学开支津贴等计划，以协助有需要的家庭。各种援助计划也为家庭中正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子女提供支援，包括持续教育的资助。这些计划旨在为资源有限的家庭提供支援，但当局仍被批评对本地家庭一直支援有限。
3、计量化香港不均现象
本文使用特区人口普查／中期人口统计数据（普查数据），其中收集香港总人口的1%（1991年之前）或5%（1991年之后）的样本。研究包括了8个普查数据波次：1981年、1986年、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观察以房屋为基本单位，所以笔者报告中有关不均现象的普查统计数据属住户而非家庭层面。每次数据平均有近94,000个住户（1981年和1986年除外）。普查数据包括每个住户成员的详细人口统计特征和15岁或以上个人的收入变量。
笔者遵循Heathcote、Perri和Violante（2010）以及Heathcote、Perri、Violante和Zhang（2023）的方法，使用住户预算限制作为组织工具，在不同层次上构建不同的样本，以分析收入不均。笔者从个人工资开始，然后加入个人劳动供应以研究收入，并增添其他住户成员以分析住户收入，再通过包括非工资收入（例如租金、利息和股息收入）、私人转移和政府转移来研究更广泛的收入指标。笔者根据所得数据探讨1997年香港交接前后的不均趋势，研究所得5项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3.1、工资不均加剧下，高收入者收入增长加快
主要职业的月薪简明扼要地显示，工资和薪金是香港大多数居民收入的最重大分项，只有极少数超富裕人士例外。
从【图1】可见，1990年代初至2011年的工资不均程度总体升势，不论性别都有对数变异数和坚尼系数足以证明。将最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加以对比，更呈现出明显的模式。顶层10%最高收入者的工资升幅尤其显著，在1980年代的男性和1990年代的女性之中尤其如此。然而，这种增长趋势近年来已经放缓甚至逆转，最高收入者现时的收入约为中位数的5.5倍。相反，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保持相对稳定，虽然近40年来在女性之中波幅较大。
3.2、性别平等增强
与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laudia Goldin在Goldin（2006）中记录的全球趋势一致，笔者也观察到香港职场中性别平等程度有所提升。许多男性的收入在过去40年中停滞不前，而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则有所改善。女性的月薪和劳动力供应在整体就业中的份额，已经大大缩窄与男性之间的差距（【图2】）。
1981年，女性的一般时薪只及男性的60%，女性在整体就业中所占份额约为30%。到了2016年，这两项数字分别增加到约74%和50%，尽管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的增幅已经放缓。
3.3、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酬有所下降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技能溢酬，即持有大学学位的就业者相对于没有大学学位者的工资溢酬，自1980年代以来有显著增长。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来，香港的技能溢酬大幅下降，原因在于年龄组别效应：在同一年龄组别中，技能溢酬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增加，但新一代各年龄组别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其技能溢酬起点则较低（【图3】）。在高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两方面，有以下两种可能的解释。
供应方面，1989年和2001年的两次高等教育扩张，使专上教育的总入学人数大幅增长。根据可供参考的统计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香港专上教育的总入学率从1980年的10.12%增长到2019年的80.98%。【图4】显示，在各个年龄组别中，大学毕业就业者的比例有所增加，尤其是1965年之后的年龄组别。高技能劳动力供应有所增加，有助于解释对其工资的下调压力。
需求方面，虽然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结构变化，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却未能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足够需求。【图5】显示香港、日本、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的高技能、低技能和房地产服务的增值份额。香港高技能服务业的份额与新加坡相当，但低技能和房地产服务的份额则远远大于其他经济体。【图6】显示相应的就业份额，其中亦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因此，香港对低技能和房地产服务的高度依赖限制了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3.4、住户收入中位数趋升而最贫穷住户收入则倒退
当工资水平各异的个人生活在一起，分享收入和支出，他们的总收入对住户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所贡献。经济学家使用标准方法将不同规模的住户收入加以“等值化”，以进行比较（【图7】）。采用这种方法，再考虑通胀因素后，可见自1981年以来，住户收入中位数已增加一倍以上。
最底层10%的住户则未见类似进展，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图7】中的浅蓝色线）更有所下降。近40年来，最贫穷住户的实质收入已有所减少。
相反，接近顶层的住户收入增幅在2倍至3倍之间。然而，这一指标并未有考虑来自金融持股或业务拥有权的非劳动收入。
显而易见，尽管过去40年来本地社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收入分布在最底层的住户的现时收入，反而较40年前为少。
3.5、香港回归后政府转移开支的角色更形重要
除了工资和住户收入，特区政府还为低收入人口提供食物券和优惠服务等转移开支。笔者将这些转移开支纳入本研究的住户收入计量中，而产生一项税前收入计量指标。【图8】显示以住户收入分布中90百分位数与20百分位数之比为指标，考虑到和并未考虑到政府转移开支的住户收入不均如何演变。将住户收入不均（蓝色实线）与税前收入不均（红色虚线）加以比较，可见政府转移开支在减轻不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分析顶层和底层住户收入不均的演变（【图9】），则可印证特区政府转移开支对减轻底层不均的影响较为显著。
将转移开支在顶层10%、中层10%及底层20%住户收入分布中税前收入中的份额加以计算，【图10】呈现的相关状况就更加明显。香港回归之前，这3个住户组别的转移开支份额相似得出乎意料；但在回归之后，底层住户组别所获转移开支大幅飙升，从大约15%增至接近40%。
由此可得的关键启示，在于从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尽管收入不均显著增加，特区政府为低收入住户提供了更多的转移开支或福利，因而减轻了底层住户所面对的收入不均。这个结论有别于皮格提和杨（2021），他们只基于工资和薪金计量收入不均，未将政府转移开支一并考虑。
4、结论
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全面的微观数据来计量香港的收入不均情况，并研究了过去25年来的相关趋势。笔者发现，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均实由高收入者收入增长加快所致。尽管住户收入中位数有所上升，本研究结果表明，最贫穷住户的收入却在倒退。笔者还发现，政府转移开支和政府的高等教育投资对舒缓贫穷和减轻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不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香港的不均问题可能更为严重。笔者还注意到，过度依赖低技能和房地产服务来创造就业机会，也限制了香港年轻一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最后，笔者应该强调，由于楼价高昂，财富不均可能较本研究中计量的收入不均要严重得多。
因此，为了减轻香港的不均现象，特区政府应该在公共房屋方面增加投资，并通过调低进入门槛，扩大高技能服务的就业机会。
港大经管学院1月发表《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4》，由港大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共同撰写，就多个香港热门议题作出研究分析，并从崭新角度给予政策建议。本文作者方伟晶是香港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洪雨林是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金融系博士生，张丽晨是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朱晓冬是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学术领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