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现代性、治理科技与监察民主——“保民官”制度的可能性
作者：伍俊飞
当代西方世界重要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理论中精辟指出，“监控”作为现代性的关键维度，已深刻嵌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运作肌理。政府和资本通过系统化的资讯收集、储存与控制，实现对个体与社会活动的持续性监督。这一理论洞见揭示了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机制，却也为民主制度的深化提供了反思契机。当监控成为国家治理的刚性需求，其权力归属与行使方式便成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命题。“监察民主”制度构想由此应运而生，这种以人民普选产生负责监察政府、资本与知识精英的保民官为核心，结合人工智慧、区块链等治理科技，超越西方自由民主与多党竞争模式的新型民主范式，为香港乃至更广域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
吉登斯揭示的现代性监控机制，在当代社会已演化为无处不在的数字全景。政府和资本通过公民档案、电子监控、数位足迹等手段，编织起覆盖社会全域或社区的资讯互联网。由于当前监控权力没有掌握在公民手中，这种监控能力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暗含权力异化的制度风险——监控者本身成为不受监控的权力主体。
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虽通过三权分立、多党竞争、代议选举等形式试图约束政府权力，却陷入结构性困境。首先是代议制失灵。代议士日益脱离基层民众，沦为精英集团或党派利益的代理人，而选举政治的周期性狂欢难以形成持续性问责。其次是多党制异化。政党恶斗导致监察功能虚化，监督沦为政治攻讦工具，而非建设性制衡机制。第三是技术监控的民主赤字。政府和资本掌控的先进监控技术主要用于对公民的规训，而非对权力的监督，形成“精英监控公民而非公民监控精英”的权力不对称。
香港的管治实践同样面临此类现代性困境。我们虽有廉政公署等制度设计，但高级官员的决策过程、政策执行与绩效表现仍缺乏透明、持续、有效的立体化监督机制。2019年“修例风波”暴露的指令断层与责任模糊，正是监控—责任链条断裂的典型案例。《反垄断法》长期不能能落地，更是表明社会对资本的监察软弱无力。
“监察民主”制度的核心，在于将吉登斯所指的“监控”权力进行民主化重置——使人民成为监控权力的终极主体，这样现代社会可以在人民赋权的原则下进行制度重构。在基层选区（如香港的区议会选区）由选民一人一票普选产生专职保民官，组成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系统的第四权力机构。保民官专司监察职能，对辖区内的政府运作、资本活动与知识精英进行独立监督。保民官的权力直接来源于选民授权，其职责是代表人民行使监察权，对权力与资本形成制度性制衡。保民官选举禁止政党提名，候选人以个人身份参选，切断党派政治对监察职能的侵蚀。
这一设计使监控权力的主体由政府和资本转向人民，实现“监控民主化”。它既继承古代周朝初期“敬天保民”的精神内核，又赋予其现代民主的普选合法性，构成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根本性超越。监察民主既是对中国执政党党内反腐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可以上升到中国本土原发的普世性价值观，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刚性需求（马斯克反腐实践是典型例证）。中国存在扩大民主的需求，而美国存在扩大民本的需求，二者可以在监察民主这一普世价值层面达成共识。
监察民主制度的高效运行，离不开人工智慧、区块链等治理科技的支持。香港可构建智慧监察体系，实现监察流程的智慧化、穿透化、即时化。第一是形成区块链公务存证系统。构建香港政务链（GovChain），对接政府OA、会议管理、专案审批等系统。所有公务决策（政策签批、资金分配、合同审批）自动生成时间戳记存证并分散式存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确保公务行为全程可追溯、可验证，从源头上杜绝指令传递断层与责任推诿。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的实践表明，类似系统可缩短贪腐案件调查周期42%以上。
第二是建立跨部门资料通道。打破政策局、执行部门与监管机构间的资讯壁垒，构建统一资料共用平台。通过智慧合约设定资料调取许可权与流程，保民官可依法穿透式追踪政策执行全链条，根治“资讯孤岛”衍生的责任模糊问题。
第三是建立人工智慧廉政风险预警中枢。内容包括自动识别工程招标中投标方与审批官员的潜在利益关联（如亲属持股）；即时发现资金加速审批、跳过流程节点、超规公务消费等风险行为；通过大资料推演预判政策实施效果，辅助保民官进行前置性监察。
第四是设立市民参与式监察云平台。内容包括市民可虚拟体验政策实施场景并回馈意见的政策沙箱；市民提交民生痛点、AI自动生成热点问题排行榜与解决路径建议的诉求图谱：市民对官员进行多维度满意度评价，资料即时生成绩效雷达图的官员评分系统：市民可匿名上传举报材料，系统自动生成存证与初步核查报告的区块链举报中心等等。
香港可融合保民官制度与治理科技，构建立法会、市民、专业界别协同的三维监察体系。在立法会层面，设立跨党派“政策成效评估委员会”，定期审议部门KPI；引入问责动议机制，参照新加坡模式，立法会可对局长提出不信任动议，过半数通过即启动问责；强化质询制度，要求局长季度性述职，常任秘书长需陪同回应（责任主体仍为局长）。
在市民监察层面，建立官员履职公示平台，即时公开局长日程、政策进度、资金使用；推行市民评分制，每季度随机抽取3000名市民对政策局进行满意度评价，结果纳入绩效考核；设立公众问责日，局长在社区公开述职并接受市民现场质询。
在专业界别层面，成立高官行为监察委员会，由退休法官、廉署代表、社会专业人士组成；赋予调查权及处分建议权（书面警告、训诫、停职停薪建议）；直接受理实名举报，独立开展调查。
在此体系中，普选产生的保民官作为市民监察的制度化代表，可整合市民评分、举报资讯、政策回馈，依托治理科技平台对监察资料进行专业分析，并向立法会委员会或高官行为监察委员会提出正式监察建议，形成“市民—保民官—专业机构”的监察闭环。
监察民主制度通过三重创新，实现对西方民主范式的超越。该制度将吉登斯笔下的国家监控，转化为人民对权力的制度性监控。保民官普选制使监控权回归权力本源——人民手中。区块链与AI技术破解资讯不对称难题，使人民监察具备技术可行性。智能监察平台赋予民众实质性参与能力，打破代议制民主的选举间歇性。构建共识型民主，超越多党恶斗，聚焦权力监督本身。保民官的去党派化设计，使监察职能回归公共理性，形成基于监督共识的民主新形态。
对香港而言，监察民主制度是破解管治困境的现实和现代性选择。它既继承“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法治传统与廉政优势，又通过民主化监察与科技赋能，构建更高效、透明、负责的管治体系。韩非子有云：“明主治吏不治民”，在现代性语境下，这一原则可以重构为国家治理的要害在于治理政府官员、资本和知识精英，而不是普罗大众。监察民主的本质，正是以制度之力确保“治理清明”，使公权力在人民监督的阳光下规范运行。
现代性既带来监控的技术必然，也孕育民主深化的历史契机。监察民主制度以人民赋权为核心，以治理科技为支撑，将监控的现代性逻辑从政府和资本控制转向人民监督。它不是对西方民主的简单修补，而是民主范式的革命性重构——通过普选保民官与智慧监察体系的制度创新，实现权力监控的民主化、常态化、智慧化。在特朗普政府充分暴露西方政治体制的建构弊端和痼疾之后，香港作为中西治理智慧的交汇点，有责任也有能力成为监察民主制度创新的先行者。
作者伍俊飞，是紫荆党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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